爷爷的故事

    和我一块被派往北平南苑机场的，是李毓霖最讨厌的一位同学，李毓麟叫他「小资」，他真正的名字是汤斌，天津人，个子中等，只是鼻梁处好像被打了一拳似地瘪了下去，令人一见难忘。
早在铜梁入伍训练时，他即在我们中间出类拔萃了。因为他完全实现了「抬头挺胸」的口号要求，且他的胸肌发达，那时我们常常是打赤膊做体操，他有很多机会展示他的胸肌，有一次还被队长点名到我们凹字形的队伍中间，示范我们说：「做一名军人就要像汤斌这样，抬头挺胸.......」
到了成都以后，无法再以胸肌出人头地，而汤斌依旧有办法显示出他的优秀。例如，他是首先向我们学校美军士官搭讪的，对方好像听不懂他的英国话，且似乎也无意要跟他学中国话，因而他和美军士官的「友谊」没有继续下去。
为什么李毓麟叫汤斌「小资」不知其详，小资是小资产阶级的简称，相对于贵族和无产阶级来说，李毓霖更鄙视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汤斌是我们同学中肯上进的人，到台湾以后，他是同期同学第一位考取留美三个月受训的幸运儿。退役后不知怎样就全家去美国了，如今住在美国东部，很少回来参加同学会，有人说他开了一家杂货店，被抢劫过好几次。
总之我和汤斌一块由成都动身，先坐飞机到汉口，住一晚空军新生社，次日晨才飞南京。到汉口的当天下午，我想去黄鹤楼一游，因为「昔人已乘黄鹤去」那首七言绝句太有名了，他呢，他说他想去汉口的租界区去看看「异国情调」，我觉得他的想法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为此争议很久，最后我终于冒出了一句：「怪不得李毓霖叫你小资，你实在很自私！」这才答应了我去黄鹤楼，但交换条件是到了基地正式工作后，不准再叫他「小资」。
从汉口到了南京，也是在新生社住一夜，等次日上午去北平的飞机。我这一生第一次喝可口可乐是在南京，小资汤斌推荐的。我们在新街口一带逛街，我想买一条南京有名的金华火腿带到北平孝敬爷爷，在一处地摊旁边，只听见汤斌大叫了一声：「可口可乐！」
我以为他看见熟人打招呼了，循着他的目光到了地摊上，猜想是专门卖由美军PX流入市面之商品的，有巧克力、高露洁牙膏之类。那时尚无易拉罐，只见他问了价钱，急忙命人家开了瓶。我看过台湾的影片「苹果的滋味」，男女主角均为很好的演员，但令我难忘的是那个男孩子，男主角说不用带回家拜拜了，就在医院的病床旁边，全家每个人分了一个苹果，导演明显地要告诉观众，这是他们一家四、五人第一次尝到苹果的滋味。男女主角怎么吃他们的第一口苹果镜头忘了，但其中扮男童的那位小演员，对着苹果一口咬下去，脸上的表情配合上嘴里笨拙的咀嚼动作，使我立刻热泪盈框，难道我们台湾人在美国苹果的引诱下，竟那样地全无抗拒能力吗？后来，看张艺谋导的「一个也不能少」，影片中也有孩子们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的镜头，若论及抓面部特写的功力，「苹果的滋味」高明多了。
我真正想说的是汤斌喝可乐的表情，他右手持瓶，头部偏右向上抬高，瓶口对着嘴，颇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架式，第一口饮下去，彷佛他的塌鼻子变高了，发出吱吱的声音，这才回过头来对我说：「好，好喝，老冯你也来一瓶。」我幼时偷喝过凤翔高梁，在成都又喝了绵竹大曲，不知道可乐是否比前两者更好喝？问了价钱知道并非离谱地高，也开一瓶喝了。是汽水的味道，甜的，不难喝，也说不上怎么好喝。我迄今仍纳闷，它究竟有什么魅力，让地球上有超过十万万人以喝不到美国的可口可乐为憾事？而，这十亿人究竟是真地想喝可乐，抑或是响往美国式的生活呢？
我们在喝过可乐之后的第二天，就乘飞机直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北平了。
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在每一个人的感官世界里都有或长或大的变化，用不着深奥的相对论解释。当我拎着皮箱和一只火腿乘三轮车在我们家门口下车时，发觉大门小得多了，会不会我找错地方？我试着敲了两下门镮，一位中年妇人出来应门，我还问：「请问这是冯宅吗？」对方抢着回答：「大年回来了！你爸爸才来过信，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原来她就是我伯母，北平话叫大妈，想必，漫长的十三年我还没有大改变，然则北平的家，变化太多了。
北平的家比记忆中的小，我离家时大妈没有小孩；我是父亲三兄弟中唯一的孩子，现在大妈有三个小孩了。祖母在抗战时去世，这我早知道，我爷爷还很健康，大声地叫着我的小名，嘱大妈立刻替我沏茶。房子小多了，那间客室怎么看，都不像我小时候跑来跑去地那么宽敞。我三叔没有和爷爷同住，剩下的一间房子，租给在胡同口开锅贴店的夫妇俩和小孩住，因而我只好和爷爷同住一间房子了。
和汤斌约好，他回天津家里，我在北平家里，各自放假一星期，然后再一同去南苑机场报到。有机会和爷爷同住一室，爷爷爱说话，我爱提问题，我们常常聊到半夜，听爷爷一面说故事，一面发出鼾声，这才不得不停止。
大约每一个人的爷爷，都有一段甚至很多段故事，但是我深信我爷爷的故事最为精采。我爷爷历经民国二十六年底，日本人占领北平，更远的冯玉祥、张作霖入北京，袁世凯称帝，八国联军入北京等，当我问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情时，爷爷说：「那一年我刚出生，怎么知道？」并补充说：「你为什么净问这些惹人生气的事，不讲讲贞观之治啦，大唐盛世之类的。」我爷爷的结论是：「我这辈子所见到的，也净是这些让人不顺心的事儿，把北京改成北平，就毫无道理！」爷爷未曾料到，只要再等个一年多，他们可以亲眼看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北平也改成北京，再度成为中国的首都。
爷爷回答问题总喜欢岔出题外，那时他老人家高寿七十七岁，记忆力可能衰退了些。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北京城，以为北京城不但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东牵西挂的人、事、物非常多，其中有些片段十分精采，连我，都忘了当初问的是什么，竟听入了迷接着问：「那后来呢？」许多我爷爷说过的故事都足以记下来，用不着加油添醋就是可读性很高的故事，可惜我不是小说家。
爷爷享年八十六岁，这当然是探亲以后才知道的。如果说我爷爷是生于忧患，但他去世时，毛泽东的政绩上能令全国人民满意，也应能令他老人家满意，然，他老人家去世以后的岁月，就不堪回首了。
我在北平给自己放假的一周之中，自然也去了故宫、天坛、北海、中央图书馆、天桥和颐和园等处，颐和园色彩俗丽，一进大门，右手万寿山，中间昆明湖，远处是长桥，像一幅镶了框的玻璃油漆画。万万没有想到，我离开北平那天，最让我感动且难忘的竟然是颐和园，此事容稍后再说。
我和小资汤斌会合后去机场报到，开始了我延续二十二年的空军气象员工作。汤斌由天津回来，他买了一顶美军用的船型帽，代替我们那时所戴的大盘帽，我说，你戴这样的帽子，人家机场的卫兵会让你进去吗？没想到，不但让他进去了，还特别向他而不是我行了举手礼。
我们的工作是提供飞行人员所需要的天气数据，南苑机场是战斗机基地，有一个或两个中队的P-51型战斗机，它们每天挂弹、加油、起飞、落地，因为当时国共内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共方完全没有空军或防空武力，我们的战斗机便挂了炸弹加装子弹，轰炸扫射兼用。到台湾后约民国五十年左右，我在台中清泉岗基地服务，认识了一位好友姓张，民国三十七年时他在西安机场，也是飞P-51型战斗的。他告诉我当时出任务的情况，出发前先有一次简报，说明该次任务的目的地敌情、天气等，当时都是目视飞行，云幕低、能见度差就不起飞或起飞了半途折回。到了战场上他们倒是十分轻松，有时对着几辆卡车丢弹，若是车上有共军逃出车外，他们便扫射，至于像电影中所演的如蝼蚁一般多的敌人，他们还未曾见过。我问他：「杀了人，你心里不难受吗？」他说：「我们称之为出任务，根本没有想过你所谓的杀人问题，而且每次任务回来都要作『战报』，就是说炸了多少辆车子，射死多少名敌人之类的。不过，我们每一次都会夸大一些战果。有时到了目的地，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到，机上的炸弹和子弹总不能带回去吧，所以就胡乱丢他一通，射它一通了。」你听听这话！万一伤了老百姓怎么办？是不是全世界的军人都是这样作战的呢？
容我再说一遍，是否全世界的军人作战时，都不顾及平民的生活、生命呢？
我在南苑机场只待了四个多月，十一月十三日上午突然接到台长的命令，叫我和汤斌两人回宿舍整理行李。中午吃了午饭，就有一辆中吉甫车载我们进城，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气象大部队报到。气象大部队是在原德国领事馆，里面有抽水马桶，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有浴缸设备但坏了且无热水。长官告诉我们，我们是「见习官」，对于「作战」的帮助不大，因此先把我们疏散到南京待命，说是第二天的飞机，当夜就在大部队打地铺睡了。
我们家在西交民巷附近，距离不远。我便走回家里，跟爷爷和伯父伯母说，我暂时疏散到南京，等些日子还会回来，这不是说谎，心里的确是这样想。我爷爷还要带我去前门外三庆戏园厅李多奎的「打龙袍」，我说，等回来以后再说吧，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和爷爷告别，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其它。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四日，尽管事隔快一个甲子了，我仍然记得那天确实是十一月十四日。一早起来，外面是一片白色，原来昨夜下了大雪，我们没有冬衣，只穿了卡奇布衣裤，有一件成都买的皮加克御寒。又是一辆中吉甫车，连同我来时的小皮箱外加行李卷，我们约有五、六个人，大约全是「作战」不需要的军官吧，一车便把我们送往西苑机场了。我坐在后面，一路不停地向外看，盖上厚厚一层白雪的北平城突然变得严肃而且寂寥了。故宫、中山公园都由车外画过，出了西直门，很快地远远看见万寿山，一片雪白如梦如幻，色彩鲜明的万寿山在白色的托衬中，犹幻景般的出现。
说到这儿，不知如何会想起红楼梦的一个镜头，贾政在满天铺地的白雪中，接受披着猩红斗篷的宝玉来到身前一拜，这，与我离开北平或北京有什么关联吗？
北京那时城墙仍在，亦无一环二环三环等高架道路，事实上我也未曾下拜，甚至没有告别的想头，可是一年之后我在何处？我在淡水。四十年之后我在何处？我仍然在台湾，一直到今天。贾宝玉拜别的，除了他的父亲，还有他锦衣玉食、怜香惜玉的生活。我呢，我不像贾宝玉那么自觉自发地一拜，但我确实是告别了什么，绝不仅仅是我的家、我的故乡、我的故国，我的.......
我的下一个逆旅是广州，我在那儿又待了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