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

经由南京，我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被调到广州天河机场，民国三十八年八月离开，我把在广州这八个多月的日子定名为「前夜」，是什么的前夜呢？是革命的前夜？是大逃亡的前夜？是时代巨变的前夜？还是，我自己对人生所做的最重要一次抉择的前夜呢？都算对吧。
像广州这样的城市，用不着想象力，它本身就有背景音乐，自然是糜糜之音的流行歌曲，宿舍里街市上处处皆有。有一首吴鶑音唱的「不再相见」，歌词大约是：
不再相见，
不再相见。
往事如云烟，
相思年年。
郎情纵然似水，妾己不复当年。
不再相见，不再相见.......
歌声凄切婉转，似预示着什么，对我这个自幼唱「大刀向」长大的青年来说，「糜糜之音」不屑一听，但流行歌曲在广州己是如影随形，况且「不再相见」不止是流行歌曲，如同另一首「黄叶舞秋风」，似在预示着什么事情的来临。
街市上明显地也有前夜的征兆，书摊上卖的是「推背图」，「烧饼歌」两种小册子，要和我年龄相若的人才知道这两本书的意义，它们流传百年甚至传说一千年了，用模棱两可的简单语句，给人们解释时代变迁时内心的不确定感，有人用它暂时穏定住焦虑的情绪，也算是心理治疗的方式之一。
不知道是谁说的：「人是经济的动物。」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我不十分清楚，但在广州的「前夜」时期，有许多事实可以印证一件事，人有一种猎犬般的嗅觉，闻得出可以捞到钱的空间，有了，绝不放弃机会。大变动之前许久，警察好像都休假了，街上可以要卖什么就卖什么，除了「续饼歌」，「推背图」之外，还有人印制各种色情小说。那时印刷条件差，像如今的A片拍不出来，连Play boy的裸女图片也看不到，但是有文字的，什么肉蒲园啦，金瓶梅精彩本啦，被称为中国五四以后的性学大师张竞生写的小江平也是那时看到的，其它由「作家」们临时赶工的「小说」也不少，不知道这些人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能够赚到多少钱。最妙的是到了三十八年夏季，连正式的睹场也开张了，里面有牌九桌，骰子桌，设备豪华，限用港币或银元，不收金圆卷。也不知九月底共军进城前，他们能捞回成本否？
广州最忙碌的商店街叫做「上下九」，全是金店，当时则以买卖港币或大头(即银元)成为主要交易。我们那时的月薪约为每月底发放，管总务的每个月都要被大家骂一次，他是二十九号发还是三十号发，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差异，我们发的是金圆卷，金圆当然值得一谈，但若无马定祥先生，则我所谈金圆卷的内容便很贫乏了。
马定祥士官长是我在广州期间来往最密切的人，我们当然也有同学，而且有两位，一位的名字忘了，另一位是花子仪，原来我们在学校时的关系很不错的，他也很有趣。
我会问他，花姓很少见，是花木兰的后代吗？他用字正腔圆的四川话说，花木兰是个女的，嫁人生了孩子也不姓花，「我如何会是花木兰的后代呢？」问他的名字「子仪」不是和唐期的郭子仪一样吗？他笑着回答：「有何不可？」因为四川人谈话喜欢用「名堂」两字，我就学四川口音说：「你哥子无论是姓还是名，都有些名堂呢，以后就叫你『花名堂』好不？」他也笑着回答：「有何不可？」这花名堂就在同学中叫开了。可到了广州一看，人家有了太太，且儿子也长得很高了，不好意意再以四川话开他玩笑，他反而问我：「再叫嘛，有何不可？」毕竟人家有了家小，我很少找他去谈天。另一位同学姓刘，名字真地忘了，后来搭由台北赴花莲的飞机赴调，飞机摔在山中，约为民国四十三、四年间的事，军机摔了，报纸都不会登。
因此，在广州我和士官长马定祥来往最多，去街上换港币，谈天，最重要的是借书。他的床铺底下堆了一堆的「观察」周刋，算是当时的「民主」刋物，(那时「民主」的定义是指反对国民政府)，不像如今刋物般地八卦或如此具有攻击性，执笔者多为大学教授级的人。是在马定祥过期的观察周刋上，读到马寅初教授(1882-1982)早在金圆卷发行后不久，谈此问题的一篇文字，由马教授的文章可以看出经济学的道理也可以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写出来。(马寅初后来因为反对毛泽东的「人多好办事」政策，被狠狠地斗争过。)
金圆卷可能是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以后实行的，那时我尚在北平。好像通令了全国，凡家中持有银元、金饰、金块者一律换成金圆卷，违者严处，别人家如何不知道，我爷爷他们一家，就把他们压箱底的银元金饰倾囊而出，换成金圆卷了，当时北平的报纸上还刋出一位满清时代的王爷，把家传的大金印拿出换金圆卷，还有金印被切成两半以判成份的照片。
马寅初的文章上说，金圆卷注定要失败，他说如今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民生物质缺乏和通货澎胀，政府提出把法币按一定面值换成金圆卷流通，基本上不会解决问题。但如今又规定，持有金饰或银元者必须换成金圆卷，如此，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了。
夫货币者，是劳力或货物的代替品，不会因为叫做「法币」或「金圆卷」而有所不同。除非由金饰或银元兑出的金圆卷，都如同本来的金饰或银元一样存放着，或正式存在银行中生息，否则流通在市面上，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不是增加了吗？货币量增加了，必然结果是物价上涨，而偏偏政府又规定自金圆卷实施之日起，民生物质不淮调价。想用这样的方法穏定物价，岂非橡木求鱼？
不知道蒋经国看过这篇文章没有？这应不是深奥难懂的经济理论，最少也有幕僚讲给他听吧。那时，三十七年年底除了国军节节败退之外，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成为第二大的新闻。他找了几个倒霉的有钱人，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抓起来。同一时间，报戴南京发生抢米事件，金圆卷币值天天跌，小商人今天卖了，说不定明天用卖出的金圆卷还买不回同样的米，他们只好关着门不卖了，谁知被人知道，聚众敲破大门入内一抢而空。
至今，我仍怀疑金圆巻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后来政府在台湾发行新台币，每月都在报纸上登广告，请有名望的为「监察人」，监察人证明发行额若干若干万元，库存黄金、白银若干若干万两，若非曾做过亏心事，何必出此下策？政府，只需管住你的印钞机就够了。
还是回到广州天河机场。我们每月底一拿到金圆卷，立刻赶去「上下九」换港币，大概银元已经换不到几粒，换港币可换成十元，五元或一元多种。留了港币又做什么用呢？实在太少，只能补贴我们实在太差的伙食，我这人只要有馒头便可填饱肚子，广州是吃米饭，发的军米又是很差劲的那种，饭锅打开来不是饭香，而是一股臭沟水的气味，菜呢？更别提了。
前面说过，人是经济的动物，在任何环境下都有人用尽心眼发点小财。我们每到开饭的时候，便有两位也是穿着军服的，来卖卤豆腐干或卤五花肉，他们自称是免费坐火车到湖南省买回来的猪肉，才能这么便宜，新鲜度可想而知。我总是耐不住，要把最后一张的十元港币换开，这也不是天天都吃得起，且他们只做了一阵子，以后猜不出什么原因，不再出现了。想不到当了空军军官，反而有好几个月，天天都在半饥饿状态。
民国三十八年的有一天，忘了月、日，突然每人发了二十个或稍多或稍少一些的银元，此乃我自空军毕业后，第一次赚到的「大钱」。我立刻赴「上下九」把一半或更多的银元换成了金圆卷汇到宝鸡去，这是我一生中仅有一次孝敬父母亲的机会，其余的银元当然是被我吃掉了。
士官长马定祥是另一个李毓霖，那时多的是李毓霖。文化界人士相信共产党的，比相信我们政府的多了几十倍，此话有严重语病，应该说对民国政府失望的知识分子，比犹怀有好感者多了很多倍。马定祥对我的开导是直接的，告诉我国民政府不久就要垮了，广州被解放是迟早的事，国民政府很可能逃到台湾去，但台湾也避免不了被解放的命运，他的话我全都相信，但他一直没有提醒我应该存一点钱。
广州和凤翔时不一样，在凤翔我根本没有零用钱，但走在街上诱惑也不大。半饥饿状态中的我，那禁得起广州大都会的食物钓饵？广州是一个繁华且迹近奢华的大都会，珠江沿岸的长堤一带，有仰之弥高的摩天楼，珠江上有后来被国民党军人撤退时，炸掉的珠海大桥，街上有成排成排的酒楼，大部份酒楼都把烤乳猪、烤鸭、叉烧之类食品挂在大门口，从旁边走过均会闻到香味，即使我发了大头的那个月，也没有舍得剁一块烤乳猪尝尝。记忆中饮过一两次茶，和如今香港或台北广东饮茶方式不同，茶店只供应茶，另有推车挑担者来卖点心，先问了点心的价钱再买。当然有高尚的饮茶餐厅吧，祇是我没有去过。
就这样省着省着，裤袋中依旧空空如也。
三十八年八月中旬某日，我们奉到命令次日飞机飞台湾，这当然是件大事，和从北平飞南京调广州不一样。这应该是一次理智的抉择，是跟着腐败的国民政府继续逃亡，还是选择投奔「人民救星」的解放军，以完成自幼培养出来的救民的心愿？我的选择很明显很明白，但是问题仍然有，而且很大，此即人类最原始的需求.......吃饭。
报纸上说，政府有决心，共军在双十节以前不会打到广州。早在四个月前共军已经度过长江向南方进军了，如果我留下来不跟着团体走，万一真熬到了双十节，这两个月我吃什么？其它同事和同学大部份决定遵照命令撤台湾，包括花子仪他们一家子。马定祥是早就决定等待解放的，我能找他商量关于我吃饭的问题吗？
前夜。
广州八月的夜晚，气温高，湿度大，是人类感觉中最不舒适的天气型态。我独自在我们气象台那座小楼的墙跟，席地靠墙坐下来，不时得伸手拍打叮人的蚊子，或其它不知名的小虫。仰望天空，那时大都市的空气污染也不严重，可以看到蓝天和星星，可惜除了北斗七星以外，其它星星都不认识。夜，就这样逐渐深去，寝室里的收音机一一关了，断肠红、夜上海、不再相见等糜糜之音从空气中消失。我竟然看见一颗流星，闪得很快很快，几乎怀疑是眼睛花了，抑或真地出现?那时我尚不知道可以对流星许愿的，多遗憾！因为我真有一个愿望，我想看见她，在我最困惑的时候，她都出现过，今夜她也该出现才是。
我面临的原本是理性的问题，对与错之间的选择，几乎是用不着选择的选择，而我目前想到的却是动物本能需求的考验了。我回想起宝鸡大雪之夜冻死的一对父子乞丐，他们选择离乡背景到远方去，是不是选错了方向？若真挨到十月，马定祥他会帮我找饭吃吗？伙食团都散了，连伙夫都在打包他们的煮饭家具，我投奔何方呢？
那夜，她没有出现，很晚很晚都没有出现。我回到寝室时他们都睡了，每个人床前放着捆好的衣箱等物。我也没有什么衣物，除了行李卷之外，只有三大本在北平买的中华书局的辞海，一本没有主人的鲁迅写的「两地书」算是我的了，还有一些「朝花夕拾」之类的薄本书.......
我站在床头，在黑暗中，脚一跺，心一横，对自己说：「去吧，遵从动物本能跟着食物走，反正只有早解放、晚解放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总比要饭好！」
就这样，我到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