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戀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我到了台灣，迄今五十六年了，誰會想到在台灣住這麼久？如今，除了此處之外，更無其他可以終老之鄉。無需乎學人家說什麼喝台灣水、吃台灣米，也無需乎說我多麼愛台灣，總之，我就是把這兒認定是我的家了。
回想當年，我真地以為三、五個月，頂多半年台灣也就解放了，俗話說：「世事難以預料」，以一個八十老翁的資格，我絕對可以印證此話的正確性。
我們由廣州撤退來台灣的一批人員是直飛新竹基地，立即送我們到距離城隍廟不遠的一幢空屋子住，像花子儀他們有家眷的同事則去了淡水，大約那兒有眷舍。我們都是打地舖，好像當天伙食團即開飯，沒有餓肚子。不過吃的也不是很好，買菜的是個山西人，他說把新竹米粉當成他們家鄉的粉絲了，冷水泡得不夠，炒出來沒人知道是什麼。
我們那間大寢室住了四十多人，不全是氣象，也有通訊或其他職務的。廣州果然沒有守到雙十節，九月底就被共軍打入。想來，那間寢室中跟我一樣，追隨動物本能亦即食物來的，不止我一個。不知是誰的，有一部收音機，那時大家均無班可上，白天他把收音機調到極高，全室的人都聽得見。那天應為十月一號，收音機播放著由演過「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紅影星白楊，和另一位也非常有名的男明星共同主持。他們只是熱情而瘋狂地高歌：「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許多其他的明星也在其中，白楊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並請他們說一兩句祝賀新中國成立的賀詞。他們所唱的歌，我小時即會，叫「義勇軍進行曲」，今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等到收音機傳來白楊的聲音：「毛主席現在走上天安門了」，歌聲才停止。約等了一陣子，收音機傳來湖南腔調說：
「我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接著是熱烈地鼓掌聲歡呼聲，，由收音機傳來的，也有由寢室現場傳來的，我，也是現場熱烈鼓掌中的一個。若干年後聽說影星白楊是被鬥爭而死的，不知確否？
新竹的街市當然不能和廣州比，可是入晚城隍廟附近的氣氛卻與廣州差不了許多，我指的是變天以前風滿樓的氣氛。攤販極多，賣私煙的沒攤子，只在地上舖一張報紙，我們吃一碗清冰的代價，可以買三十支左右的香煙，可惜煙味太差，尚不足以讓我成癮，是後來新樂園才抽成習慣的。租書店裏大大方方地放著魯迅、巴金、曹禺、杜斯退也夫斯基等人著作，留下押金便可租回去看。說老實話，這些作家真地跟「共匪」扯不上關係，後來都被禁了。
也許你不知道，我年輕時也試寫過舊體詩和新詩，那時我寫了一首新詩：「我們長征了兩萬五千里」。無非是以反諷的方式，說我們國軍由長春、北平、濟南、南京、廣州.......一路上被人家追趕著的慘狀。當時報紙標題不叫撤退，不知何人發明的兩個字：「轉進」，最後我們「轉進」到台灣。我寫的詩不可能在任何印刷體上發表，只在同事間傳閱而已，大家也都一笑置之，知道轉進也好，撤退也好，甚至「長征」也好，反正過不了多久，台灣也是會被解放的。
世事就是這樣難以預料，民國三十九年三月，蔣總統復行視事，意指他在民國三十八年初，共匪快要渡過長江時，曾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接受有名無實的總統大位。那位李總統連台灣都不敢來，直接逃往美國了。蔣總統復行視事的意思，是指他在台灣恢復總統的名位，再度領導國家，實質上自然早就「視事」了。又三個多月後的六月二十五日，發生了影響我，以及全體台灣人命運的一件大事，即北韓入侵南韓戰爭爆發了。美國立即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不久，大陸開始「抗美援朝」，美國不但來了經援，還來了軍援，我們在美國的翼護之下，可以說是解放無期。
很多人認為若非韓戰，美國很可能放棄我們，這屬於政治判斷問題，我無話可說。只是，從後來美蘇冷戰時期，雙方有孔必鑽，見縫插針的情況看，像台灣這一艘，貼近紅色大陸東南沿海，不會沉没之航空母艦的戰略位置看，美國應會不惜一切力量維護台灣的。
有了美國為靠山，政府當然可以挺直腰捍了，台灣成為：「復興基地」和「自由寶島」，與此同時，出現了如今稱為「白色恐佈」的保密防諜時代，「匪諜就在你身邊」成了人人知道的名句。有句諺語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大陸慘敗的經驗，使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文化滲透真可怕，抗戰八年以及勝利後的四年，無論是電影、戯劇、文學還是藝術的確有左傾的傾向，那應是世界的潮流，不算是國民黨失敗的主因，財政崩潰尤其是近乎大騙局的金圓卷，失去了都市居民的信心才為主因。至於鄉村的組織農民運動，那原本就是毛澤東的專長，有些當時同情共黨的美國的知識份子，稱毛澤東是中國式的鄉村「改革運動者」可為例證。
而我，在台灣這五十六年漫長日子，心態可以分為三大時期，「孔雀事件」以前，一心只想共產黨。美國登陸月球時，我是一個標準的哈美族。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一直到今天，我心裏想些什麼，老實說真地不知道，也許根本就沒有想。因為那時，我是說蘇聯瓦解、柏林圍牆推倒、大陸實行徹底的資本主義之後，我也變成「小資」。通常的小資產階級，除了想些切身的利害之外，對別人是很少關心的。
我們還是提一下她吧，沒有她，一切都沒有。
民國四十一年秋天，我婚後不久，一位住在台南基地的友人，把他新裝成的收音機借給我，說是聽一陣子再還他，算是新婚的賀禮吧。那時的收音機用真空管，性能好一點的得五支或七支，很重，難為他大老遠送來給我，有一天深夜，我扭動轉台器，選到一台的音樂十分熟悉，一聽就知道它是「義勇軍進行曲」，然後播出的是歌劇「白毛女」的一段，其中唱：「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雪花那個飄飄，年來到.......」登時一片清涼，恍如在煩囂的鬧市中，突然出現了清風明月。趕快把聲音調小一點，剛剛夠我獨聽。「白毛女」一劇後來有機會聽到全部，也看到了全劇以巴蕾舞形式演出的CD，知道它並非永遠那麼清風明月，到了和地主鬥爭時可以兇悍激烈，甚至充滿了恨。那夜熟睡後她來了，我們已很久未見，我驚疑地問：
「是妳嗎？是妳嗎？」
「是我。」她微笑回答。
「我以為妳不會來的，老舍他們那些有風骨的都沒有來，而且我背棄了李毓霖，背棄了馬定祥，甚至背棄了忠王李秀成，只有妳還沒有忘記我，妳叫什麼名字？」
「叫我葵花吧。」
「為什麼是葵花？」
「葵花不是永遠面向太陽嗎？ 而太陽又是最公正的，照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無分貧富，所以就叫我葵花吧。」
「葵花，妳很好，妳真地很懂我。」
「那還用說，我不懂你，有誰能知道你的內心世界呢？」
「謝謝你，謝謝你，葵花。」
那夜，我在甜美的夢中入睡。
下次見到她是一年以後。其後很久，我的老大︱兒子，老二︱女兒相繼出生。吾妻一直在外面工作，都在一些例如美國海軍，美軍顧問團之類的機關做事，待遇比我們軍人的月薪多出很多倍。衣食無慮了，但想的也無非是生活瑣事，又自覺年紀一大把，偶一念及年輕時的夢幻，不覺老大徒傷悲想起來，想，我這一輩子大約只能這樣庸庸碌碌了吧？這是所謂「孔雀事件」的緣起。
我把心裏想的寫成一篇約五千字的小說，以吾妻之名，登在聯合報的聯合副刋上。時為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見附錄一)，當夜或次夜，葵花就來了，她也顯得成熟很多。
「我認真她把你的大作看了一遍。」她說。
「謝謝妳。」
「看了你的『孔雀』，使我想起了一位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也想到了他的一本小說『羅亭』，我聯想沒有錯吧？」
「別說了。妳知道我也有同樣的內疚，人家羅亭最後還有勇氣死在一八四八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巴黎街頭上，而我呢？」
「你讓你的男主角後來為了救一名兒童，死在火車平交道上，也不錯呀。」
「何必譏諷我呢？我怕我自己連闖平交道的勇氣都沒，只有等待年紀老邁，死在病床上了。」
「朋友，別把自己局限在某種框架之內，一個人的生命除了奉獻給革命當烈士，難道別無用途了？把人家的感慨當成自己的，把人家的思想再覆述一遍，那算什麼呀。你應該知道，誰年輕時代沒有徬徨過？，你有自己的想法，照著自己想的去做就夠了。」
「謝謝你，葵花。」
「用不著這麼早就給自己蓋棺論定，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記住，我永遠在你身邊，是你的朋友，我叫葵花。」
我稱此為「孔雀事件」，若把人之一生分成幾個心理階段，則這是里程碑之一。不，我對共產思想的著迷並未完全改變，直到蘇聯解體，開放大陸探親，我仍然在迷迷濛濛之中，正如葵花所說，用不著這麼早就給自己蓋棺論定，同理，也用不著這麼早就給共產思想蓋棺論定。
我的台灣之戀才剛剛開始，可以說我這個人是在台灣成熟，在台灣成長，並在台灣衰老，很可能也是在台灣凋零。誰的年輕時代沒有徬徨過？但是，總不能徬徨終生，對不？瑪拉寇斯是我的台灣之戀中，徬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夠久的了吧，才勾勒出的一個輪廓。
以上算是我台灣之戀五十年的前言，真正的第一章是由坐牢開始的，下一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