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之恋

民国三十八年八月我到了台湾，迄今五十六年了，谁会想到在台湾住这么久？如今，除了此处之外，更无其它可以终老之乡。无需乎学人家说什么喝台湾水、吃台湾米，也无需乎说我多么爱台湾，总之，我就是把这儿认定是我的家了。
回想当年，我真地以为三、五个月，顶多半年台湾也就解放了，俗话说：「世事难以预料」，以一个八十老翁的资格，我绝对可以印证此话的正确性。
我们由广州撤退来台湾的一批人员是直飞新竹基地，立即送我们到距离城隍庙不远的一幢空屋子住，像花子仪他们有家眷的同事则去了淡水，大约那儿有眷舍。我们都是打地铺，好像当天伙食团即开饭，没有饿肚子。不过吃的也不是很好，买菜的是个山西人，他说把新竹米粉当成他们家乡的粉丝了，冷水泡得不够，炒出来没人知道是什么。
我们那间大寝室住了四十多人，不全是气象，也有通讯或其它职务的。广州果然没有守到双十节，九月底就被共军打入。想来，那间寝室中跟我一样，追随动物本能亦即食物来的，不止我一个。不知是谁的，有一部收音机，那时大家均无班可上，白天他把收音机调到极高，全室的人都听得见。那天应为十月一号，收音机播放着由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红影星白杨，和另一位也非常有名的男明星共同主持。他们只是热情而疯狂地高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许多其它的明星也在其中，白杨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并请他们说一两句祝贺新中国成立的贺词。他们所唱的歌，我小时即会，叫「义勇军进行曲」，今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等到收音机传来白杨的声音：「毛主席现在走上天安门了」，歌声才停止。约等了一阵子，收音机传来湖南腔调说：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是热烈地鼓掌声欢呼声，，由收音机传来的，也有由寝室现场传来的，我，也是现场热烈鼓掌中的一个。若干年后听说影星白杨是被斗争而死的，不知确否？
新竹的街市当然不能和广州比，可是入晚城隍庙附近的气氛却与广州差不了许多，我指的是变天以前风满楼的气氛。摊贩极多，卖私烟的没摊子，只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我们吃一碗清冰的代价，可以买三十支左右的香烟，可惜烟味太差，尚不足以让我成瘾，是后来新乐园才抽成习惯的。租书店里大大方方地放着鲁迅、巴金、曹禺、杜斯退也夫斯基等人著作，留下押金便可租回去看。说老实话，这些作家真地跟「共匪」扯不上关系，后来都被禁了。
也许你不知道，我年轻时也试写过旧体诗和新诗，那时我写了一首新诗：「我们长征了两万五千里」。无非是以反讽的方式，说我们国军由长春、北平、济南、南京、广州.......一路上被人家追赶着的惨状。当时报纸标题不叫撤退，不知何人发明的两个字：「转进」，最后我们「转进」到台湾。我写的诗不可能在任何印刷体上发表，只在同事间传阅而已，大家也都一笑置之，知道转进也好，撤退也好，甚至「长征」也好，反正过不了多久，台湾也是会被解放的。
世事就是这样难以预料，民国三十九年三月，蒋总统复行视事，意指他在民国三十八年初，共匪快要渡过长江时，曾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接受有名无实的总统大位。那位李总统连台湾都不敢来，直接逃往美国了。蒋总统复行视事的意思，是指他在台湾恢复总统的名位，再度领导国家，实质上自然早就「视事」了。又三个多月后的六月二十五日，发生了影响我，以及全体台湾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即北韩入侵南韩战争爆发了。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不久，大陆开始「抗美援朝」，美国不但来了经援，还来了军援，我们在美国的翼护之下，可以说是解放无期。
很多人认为若非韩战，美国很可能放弃我们，这属于政治判断问题，我无话可说。只是，从后来美苏冷战时期，双方有孔必钻，见缝插针的情况看，像台湾这一艘，贴近红色大陆东南沿海，不会沉没之航空母舰的战略位置看，美国应会不惜一切力量维护台湾的。
有了美国为靠山，政府当然可以挺直腰捍了，台湾成为：「复兴基地」和「自由宝岛」，与此同时，出现了如今称为「白色恐布」的保密防谍时代，「匪谍就在你身边」成了人人知道的名句。有句谚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大陆惨败的经验，使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化渗透真可怕，抗战八年以及胜利后的四年，无论是电影、戏剧、文学还是艺术的确有左倾的倾向，那应是世界的潮流，不算是国民党失败的主因，财政崩溃尤其是近乎大骗局的金圆卷，失去了都市居民的信心才为主因。至于乡村的组织农民运动，那原本就是毛泽东的专长，有些当时同情共党的美国的知识分子，称毛泽东是中国式的乡村「改革运动者」可为例证。
而我，在台湾这五十六年漫长日子，心态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孔雀事件」以前，一心只想共产党。美国登陆月球时，我是一个标准的哈美族。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一直到今天，我心里想些什么，老实说真地不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因为那时，我是说苏联瓦解、柏林围墙推倒、大陆实行彻底的资本主义之后，我也变成「小资」。通常的小资产阶级，除了想些切身的利害之外，对别人是很少关心的。
我们还是提一下她吧，没有她，一切都没有。
民国四十一年秋天，我婚后不久，一位住在台南基地的友人，把他新装成的收音机借给我，说是听一阵子再还他，算是新婚的贺礼吧。那时的收音机用真空管，性能好一点的得五支或七支，很重，难为他大老远送来给我，有一天深夜，我扭动转台器，选到一台的音乐十分熟悉，一听就知道它是「义勇军进行曲」，然后播出的是歌剧「白毛女」的一段，其中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登时一片清凉，恍如在烦嚣的闹市中，突然出现了清风明月。赶快把声音调小一点，刚刚够我独听。「白毛女」一剧后来有机会听到全部，也看到了全剧以巴蕾舞形式演出的CD，知道它并非永远那么清风明月，到了和地主斗争时可以凶悍激烈，甚至充满了恨。那夜熟睡后她来了，我们已很久未见，我惊疑地问：
「是妳吗？是妳吗？」
「是我。」她微笑回答。
「我以为妳不会来的，老舍他们那些有风骨的都没有来，而且我背弃了李毓霖，背弃了马定祥，甚至背弃了忠王李秀成，只有妳还没有忘记我，妳叫什么名字？」
「叫我葵花吧。」
「为什么是葵花？」
「葵花不是永远面向太阳吗？ 而太阳又是最公正的，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无分贫富，所以就叫我葵花吧。」
「葵花，妳很好，妳真地很懂我。」
「那还用说，我不懂你，有谁能知道你的内心世界呢？」
「谢谢你，谢谢你，葵花。」
那夜，我在甜美的梦中入睡。
下次见到她是一年以后。其后很久，我的老大︱儿子，老二︱女儿相继出生。吾妻一直在外面工作，都在一些例如美国海军，美军顾问团之类的机关做事，待遇比我们军人的月薪多出很多倍。衣食无虑了，但想的也无非是生活琐事，又自觉年纪一大把，偶一念及年轻时的梦幻，不觉老大徒伤悲想起来，想，我这一辈子大约只能这样庸庸碌碌了吧？这是所谓「孔雀事件」的缘起。
我把心里想的写成一篇约五千字的小说，以吾妻之名，登在联合报的联合副刋上。时为民国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附录一)，当夜或次夜，葵花就来了，她也显得成熟很多。
「我认真她把你的大作看了一遍。」她说。
「谢谢妳。」
「看了你的『孔雀』，使我想起了一位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也想到了他的一本小说『罗亭』，我联想没有错吧？」
「别说了。妳知道我也有同样的内疚，人家罗亭最后还有勇气死在一八四八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巴黎街头上，而我呢？」
「你让你的男主角后来为了救一名儿童，死在火车平交道上，也不错呀。」
「何必讥讽我呢？我怕我自己连闯平交道的勇气都没，只有等待年纪老迈，死在病床上了。」
「朋友，别把自己局限在某种框架之内，一个人的生命除了奉献给革命当烈士，难道别无用途了？把人家的感慨当成自己的，把人家的思想再覆述一遍，那算什么呀。你应该知道，谁年轻时代没有彷徨过？，你有自己的想法，照着自己想的去做就够了。」
「谢谢你，葵花。」
「用不着这么早就给自己盖棺论定，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记住，我永远在你身边，是你的朋友，我叫葵花。」
我称此为「孔雀事件」，若把人之一生分成几个心理阶段，则这是里程碑之一。不，我对共产思想的着迷并未完全改变，直到苏联解体，开放大陆探亲，我仍然在迷迷蒙蒙之中，正如葵花所说，用不着这么早就给自己盖棺论定，同理，也用不着这么早就给共产思想盖棺论定。
我的台湾之恋才刚刚开始，可以说我这个人是在台湾成熟，在台湾成长，并在台湾衰老，很可能也是在台湾凋零。谁的年轻时代没有彷徨过？但是，总不能彷徨终生，对不？玛拉寇斯是我的台湾之恋中，彷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够久的了吧，才勾勒出的一个轮廓。
以上算是我台湾之恋五十年的前言，真正的第一章是由坐牢开始的，下一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