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敲門聲

一位日本作家曾經寫過一篇短文，題目是「午夜的敲門聲」，主題是說，一個人的命運是很難預測的，這，說的應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本，那時的日本也有所謂「白色恐怖」威脅，抓左派人士抓得很厲害。當時既無電視亦無廣播和電話，入夜以後大家只能看書，談天或睡覺，夜猫族不像如今這麼多。
如果，到了午夜時分，突然有人敲門，想想看會發生什麼事？俄羅斯作家杜思退也夫斯基就是這樣被警察抓了去，後來差一點就被絞死，鳳翔縣的競存中學怕也不時地有這種事發生。
其實也無須永遠如此悲觀，那位日本作家說，說不定來敲門的是姑媽那邊的人，你的終生未嫁獨居姑媽不幸逝世了，你是被指定的唯一的遺產繼承人。
午夜的敲門聲令你心跳，是災難還是佳音？也許什麼都不是，只不過是一位老友持了一瓶佳釀，有「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的興緻，才來敲門的。
我也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發生在凌晨，不是佳音也不是老友的佳釀，而是一次牢獄之災。此事從未對人說過，因為從空軍退役後，服務過的正中書局和中視都是黨營事業，若是有一絲絲涉及「匪」的記錄，飯碗就保不住了。如今早己沒有飯碗，再也不怕丟飯碗了，就如實地向你招認吧。
事情發生在民國四十二年秋天，我新婚一年多，吾妻正懷著長子，正確日期不記得了，或許是聽了「白毛女」的第二天也說不定。現在算算，距離我到達台灣不到四年，距離七七蘆溝橋事變即抗戰八年開始，到我入獄也不過才十六年，但那十六年的日子很難熬，記憶也特多。其實對我這樣年紀的人來說，十六年也挺容易混的，從工作崗位上退下到今天，也快十六年了，怎麼什麼值得記憶的事一件都沒發生過呢？
原來，太平的日子容易過，苦難的歲月特別長。而且在大家均貧乏之時，一個握有大、小權力的人，非得要看到別人的痛苦，才會感覺到一點自己的平安幸福。我的牢獄之災就是在這種心態下出現的，我與吾妻、吾友受到了些痛苦，只不過是讓那個小有權力的人，稍覺片刻的幸福或快樂而己。
敲門的是我們氣象台的事務員，向基地借來的中吉普車就停在外面。他說有急事，台長讓我去一下，我問什麼事呀，這麼急？他說，他也不知道。就這樣我坐上中吉普車，向挺著大肚子的吾妻說，等一下我就回來。
到了氣象台，台長沒有出面，只著人把我的肩章取下，那時我是上尉。我已畢業五年，用不著考績甲等，按步就班便可以升到上尉，上尉的肩章是三條槓，我的三條槓被取下來，叫我坐上中吉普車，說要送我去軍法處。
「什麼？什麼軍法處？」
「你犯了軍法，台長說他已經報告上級批淮，送你到軍法審辦。」
「我犯了什麼法？」我幾乎動怒了，恨不能一拳打到事務員的臉上去，但是此時我聽到葵花的聲音：「別衝動，別說話，別自露弱點，尤其是心裏想的，絕對不能暴露出來，記著，你妻正懷著孩子，不是當烈士的時機。」我只好請求說：「那麼請你先載我回家，告訴太太一聲，可以嗎？」
「台長說，立刻把你送軍法處。」
就這樣，中吉普車送我到看守所，進門有一間小門房似的房間，事務員拿了簽收單，乘原車回去了，把我交給了獄方。應該就是所謂的獄卒吧？也是穿軍服的，命我把帽子脫下，然後把皮帶以及衣、褲子中所有的零碎物品包括零錢在內，都交了出來，他們收齊放在一個大紙袋裏，上面寫了我的名字和編號，貼上封條，和軍帽一起放到架子上。沒有發給我另一套漫畫中囚犯所穿的那種的格子衣褲，就穿著原來的軍服，送我進入牢房。牢房內已有五人，三個上下舖，一個茅坑和附有自來水龍頭的洗手台，我的五名獄友容後再談，應該先說一下送我入獄的台長，他是此事件的幕後主持人。
他姓〤，名字也略去不提了，他應為四十多歲，是我的學長，前幾期受訓六個月便有了氣象員資格的。他曾參加過我的結婚喜宴，只記得他說過一句：「你太太很漂亮呀！」至於什麼恭喜之類的客套他一句未提。
他結婚與否我不知道，只知他也是上尉階級，記得軍法官還問過我，他和你同一階級嗎？我說是啊。他對於當台長的滋味似乎十分享受，有時白天上班時間，還以花生米就太白酒獨自喝了起來，他那時的心裏想些什麼？我更不知道，他想的是大陸的家鄉？抑或他已結婚，妻兒留在大陸，離別四年多了，心裏有無限苦悶呢？我也不知道。總之，他一定也有不得己之處吧。
一進入牢房，五位獄友幾乎同時間：
「你犯了什麼事？」
「不知道」
這三個字的回答，使五位獄友分別有五種不同的反應。那個時代，若是牽涉到「匪牃」的案子，不但自己應該有心理準備，別人也知道對你應該保持距離。他們好像懂得「不知道」的意思是什麼，不再追問我，但他們相互之間還是禁不住要彼此討論。
我呢？爬上了上舖，地面的空間不夠讓我「繞室徘徊」，如剛剛被關入牢籠的野獸那樣，而上了床又實在不知下一步該做什麼。床上一無所有，我當然也沒帶任何舖蓋來，連假裝整理內務也辦不到，只有盤腿坐著，分別對五位獄友遞出友善的眼色，聽他們說話了。
他們似乎得到結論，認為我不是匪牒案，理由是這個看守所只收過一個匪嫌，且次日天亮即調走了。此處雖名為「看守所」，但判了七年的貪污犯己服刑一半的，尚未送到正式的監獄去，因而這兒也就等於服刑的大獄了。若是涉及匪案的，怕會很快地送到不知何處去。
那是一個最難熬過的夜晚，他們都認為我不該是匪嫌，但我自己卻不能肯定。因為捫心自問，最少最少我也是「匪」的同路人，但又想到，電影或小說中常常描寫的，要把涉嫌人吊起來，用各種酷刑逼供，他們亳無疑義最想知道的是我的同黨是誰，我招誰呢？或許我該學真正的英雄那樣扺死不招。其實我即使真地招了，他們也無可奈何，我能實招的只有李毓霖和馬定祥，他們都不在台灣，和我同一想法的人，在台灣這三年多來根本未曾見過。
也可能不需要招認什麼，就判定死刑了。我想到在寶雞念初中時，看到的許多不同的被搶斃的人，他們真地很不相同，有的在沿途中還唱兩段京戱，且，路上可以隨意停下來，找兩旁的商家索取食物或酒，因為已經五花大綁了，只能由隨行的軍人餵食或餵喝。有的死刑犯則很沒出息，一路上已經癱軟了，得由兩邊的人架著，勉強走過東大街、西大街。我們同學們多半是由西大街跟著走，到了西門外，有的不肯跪，得由後面的人用膝蓋頂一下，有的未待發命跪下，人家一放手就趴下去，真是「丟」死了人。
要是我呢？我一定要自勉，不可丟死人或死丟人，最少在挨槍子兒之前，得鼓起勇氣喊一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胡思亂想了一夜，那夜，葵花沒有來，我發現她似乎在我越需要她的時候，越不會出現。
次日一早，不記得早飯吃了什麼或吃了沒有，畢竟這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大約上午早飯後不久，便命令我出去，說有人要見我，到會客室，才知是吾妻和吾的同學好友L君，吾妻那時只有二十一歲，且挺個懷胎六個月的肚子，現在知道二十一歲仍然只能算是孩子。吾友L君很成熟，不像我以及吾妻那麼幼稚，他告訴我他知道事情的底細，且有了證據，讓我放心，應該不會有事。旁邊有人監視，他不便說太仔細，吾妻也囑我保重且放心，說不會有問題的。
所謂「不會有事」或「不會有問題」究竟何所指，我完全不知道，吾友提及「證據」更使我莫明其妙，是兩年多之前我寫過的「我們長征了兩萬五千里」嗎？還是其他的什麼？
這一切疑團待「過堂」以後才會明朗，好在很快地就被提審了。
提審過程值得一說，法庭不在看守所，得走個大約幾百公尺，沒有囚車，是用走路的。押解的獄卒怕犯人半路逃跑了，所以兩人均拿著步槍，沒有給我戴手銬是戴腳銬，正確名字應是「脚鐐」吧？反正很重，走起路來非常不方便，可惜那時無人為我拍照，否則留下照片最好是錄影帶給你看看，足以博你一笑，可惜呀可惜，人生這麼重要的一段際遇竟無照片留念！
法庭很簡陋，一點也不像電影。軍法官只有一位，旁邊坐著的我猜是書記官，獄卒放下我便退出去了，無人旁聽，也無律師為我辯護，在我一進來時向兩旁看了，沒有刑具之類，叫我放心許多。
軍法官與我的對話就記憶所及的，記在下面：
「你叫馮鵬年，是空軍上尉氣象官，是嗎？」
「是的。」
「你被控敵前抗命，移送你的台長說，敵前抗命應是死罪，你怎麼說？」
「我不知道。」這是我唯一能夠想出的回答。
「你不知道？」軍法官大約也有點詫異，他翻看了一下文件，說：「你走過來，看一下。」
我走過去看了。他讓我看的是我們每天工作所繪的天氣圖，一張普通的天氣圖，沒什麼特別之處。他問：
「上面的簽名是你的簽字嗎？」
「是我，這圖是我畫的，規定要簽名。」
軍法官略微想了一下，接著問：「你是不是和台長吵架？你們同為上尉，你平常可能對他不尊重吧？」
「沒有，絕對沒有吵架。至於尊重----」說實在話，平時我不但不尊重我們的台長，對其他各級長官也未曾尊重過，但總不能這樣回答。於是我說：「不能算特別地尊重，他是我的學長，儘管都是上尉階級，我也沒有特別地不尊重過他。」
「他說你當天拒絶工作----可是，又附上了這張圖，上面有年、月、日、時，還有你的簽名。想想看，當天發生了什麼事？」
「是為這個！」我恍然大悟，知道與偷聽匪方廣播沒有關係，心情輕鬆了許多。對軍法官溫和地說：「我記起這件事情了。」
「你說吧。」
事緣那天是輕度颱風掃過後的第二天，天氣晴朗。進了天氣預報室，發現那位負責填圖的士官沒有來，按作業方式是，士官把各地資料填在天氣圖的每一測站上，再由氣象官分析繪成天氣圖。負責填圖的人沒有來，桌上堆了好幾張電報紙，紙上抄的就是我們需要的資料。沒填圖，我只能在一旁看報。這時，有人告訴我台長找，台長有一個單獨的辦公室，他坐在桌後，兩腿蹺到桌上，也是在看報。他用很溫和地語氣說：
「鵬年，今天〤〤〤沒來，你就自己填圖吧。」
「這不是我份內的事啊。」
「目前還算颱風警報階段-----」他的聲音嚴厲起來，「我們氣象人員的敵人就是颱風，我當然有資格命令你，自己填圖，自己畫圖，這算是緊急措施…..」
沒待他的話說完，我轉身便離開了。
誤會發生在，他認定我轉身離開回家了，事實上是我轉身去了天氣預報室，把圖填完畫完，這才回家。
軍法官最後告訴我，所謂的「敵前抗命」是不存在的，軍人的敵人都一樣，不會因不同的兵種而有各自的敵人，讓我放心回看守所吧，他沒有說什麼時候放我出去。
在看守所整整地住了一個星期，被釋放時，他們把軍帽，還有身上的雜物零錢都還給了我。
這事全仗L君的幫忙，他在更高的氣象單位服務，知道我們的台長打給他的長官的報告內容，因之，首先他立即把我畫的那張天氣圖送去入檔，這樣便沒有「抗命」的問題，至於「敵前」，軍法官也不承認此說法。
L君只比我大三歲，但毫無我所患的一切左傾幼稚病，且因知我甚深，他告訴我：「你這次事件，幾乎有一半同學都認為與你平時說話太隨便有關係，而且和你同一基地的同學還告訴我，你絕對不會因為僅僅和台長吵架被關的，多一半有什麼蛛絲馬跡的事被抓住了。你看，你以後還不注意嗎？」
好友的話我認真地聽了，三個月之後，即四十三年的元月中，我的長子即哌哌墜地，我真地收斂了許多，說不定收斂到了有被壓抑的感覺，這才變出了「孔雀」那樣類乎自責的東西。
我的好友L君退役後，從事工藝品貿易工作，好人有好報，他是我們期一百多人中，最富有的一位，如今在溫哥華頤養
天年。
我的台長，後來我們也見過幾次，他很早就退役了。每見到我，都熱情地圍肩拉手故作朋友狀，我亦以笑臉迎之，沒有理由提過去的事。
在那個中國人連續的苦難時代裏，誰沒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難言之隱？我又怎會了解他心中的苦悶呢？我，只不過剛好成為他發洩苦悶的出口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