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敲门声

一位日本作家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午夜的敲门声」，主题是说，一个人的命运是很难预测的，这，说的应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那时的日本也有所谓「白色恐怖」威胁，抓左派人士抓得很厉害。当时既无电视亦无广播和电话，入夜以后大家只能看书，谈天或睡觉，夜猫族不像如今这么多。

如果，到了午夜时分，突然有人敲门，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俄罗斯作家杜思退也夫斯基就是这样被警察抓了去，后来差一点就被绞死，凤翔县的竞存中学怕也不时地有这种事发生。
其实也无须永远如此悲观，那位日本作家说，说不定来敲门的是姑妈那边的人，你的终生未嫁独居姑妈不幸逝世了，你是被指定的唯一的遗产继承人。

午夜的敲门声令你心跳，是灾难还是佳音？也许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一位老友持了一瓶佳酿，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兴致，才来敲门的。

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发生在凌晨，不是佳音也不是老友的佳酿，而是一次牢狱之灾。此事从未对人说过，因为从空军退役后，服务过的正中书局和中视都是党营事业，若是有一丝丝涉及「匪」的记录，饭碗就保不住了。如今早己没有饭碗，再也不怕丢饭碗了，就如实地向你招认吧。

事情发生在民国四十二年秋天，我新婚一年多，吾妻正怀着长子，正确日期不记得了，或许是听了「白毛女」的第二天也说不定。现在算算，距离我到达台湾不到四年，距离七七芦沟桥事变即抗战八年开始，到我入狱也不过才十六年，但那十六年的日子很难熬，记忆也特多。其实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十六年也挺容易混的，从工作岗位上退下到今天，也快十六年了，怎么什么值得记忆的事一件都没发生过呢？

原来，太平的日子容易过，苦难的岁月特别长。而且在大家均贫乏之时，一个握有大、小权力的人，非得要看到别人的痛苦，才会感觉到一点自己的平安幸福。我的牢狱之灾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出现的，我与吾妻、吾友受到了些痛苦，只不过是让那个小有权力的人，稍觉片刻的幸福或快乐而己。

敲门的是我们气象台的事务员，向基地借来的中吉普车就停在外面。他说有急事，台长让我去一下，我问什么事呀，这么急？他说，他也不知道。就这样我坐上中吉普车，向挺着大肚子的吾妻说，等一下我就回来。

到了气象台，台长没有出面，只着人把我的肩章取下，那时我是上尉。我已毕业五年，用不着考绩甲等，按步就班便可以升到上尉，上尉的肩章是三条杠，我的三条杠被取下来，叫我坐上中吉普车，说要送我去军法处。
「什么？什么军法处？」

「你犯了军法，台长说他已经报告上级批淮，送你到军法审办。」

「我犯了什么法？」我几乎动怒了，恨不能一拳打到事务员的脸上去，但是此时我听到葵花的声音：「别冲动，别说话，别自露弱点，尤其是心里想的，绝对不能暴露出来，记着，你妻正怀着孩子，不是当烈士的时机。」我只好请求说：「那么请你先载我回家，告诉太太一声，可以吗？」

「台长说，立刻把你送军法处。」

就这样，中吉普车送我到看守所，进门有一间小门房似的房间，事务员拿了签收单，乘原车回去了，把我交给了狱方。应该就是所谓的狱卒吧？也是穿军服的，命我把帽子脱下，然后把皮带以及衣、裤子中所有的零碎物品包括零钱在内，都交了出来，他们收齐放在一个大纸袋里，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和编号，贴上封条，和军帽一起放到架子上。没有发给我另一套漫画中囚犯所穿的那种的格子衣裤，就穿着原来的军服，送我进入牢房。牢房内已有五人，三个上下铺，一个茅坑和附有自来水龙头的洗手台，我的五名狱友容后再谈，应该先说一下送我入狱的台长，他是此事件的幕后主持人。

他姓〤，名字也略去不提了，他应为四十多岁，是我的学长，前几期受训六个月便有了气象员资格的。他曾参加过我的结婚喜宴，只记得他说过一句：「你太太很漂亮呀！」至于什么恭喜之类的客套他一句未提。

他结婚与否我不知道，只知他也是上尉阶级，记得军法官还问过我，他和你同一阶级吗？我说是啊。他对于当台长的滋味似乎十分享受，有时白天上班时间，还以花生米就太白酒独自喝了起来，他那时的心里想些什么？我更不知道，他想的是大陆的家乡？抑或他已结婚，妻儿留在大陆，离别四年多了，心里有无限苦闷呢？我也不知道。总之，他一定也有不得己之处吧。
一进入牢房，五位狱友几乎同时间：

「你犯了什么事？」

「不知道」

这三个字的回答，使五位狱友分别有五种不同的反应。那个时代，若是牵涉到「匪牃」的案子，不但自己应该有心理准备，别人也知道对你应该保持距离。他们好像懂得「不知道」的意思是什么，不再追问我，但他们相互之间还是禁不住要彼此讨论。

我呢？爬上了上铺，地面的空间不够让我「绕室徘徊」，如刚刚被关入牢笼的野兽那样，而上了床又实在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床上一无所有，我当然也没带任何铺盖来，连假装整理内务也办不到，只有盘腿坐着，分别对五位狱友递出友善的眼色，听他们说话了。

他们似乎得到结论，认为我不是匪牒案，理由是这个看守所只收过一个匪嫌，且次日天亮即调走了。此处虽名为「看守所」，但判了七年的贪污犯己服刑一半的，尚未送到正式的监狱去，因而这儿也就等于服刑的大狱了。

若是涉及匪案的，怕会很快地送到不知何处去。

那是一个最难熬过的夜晚，他们都认为我不该是匪嫌，但我自己却不能肯定。因为扪心自问，最少最少我也是「匪」的同路人，但又想到，电影或小说中常常描写的，要把涉嫌人吊起来，用各种酷刑逼供，他们亳无疑义最想知道的是我的同党是谁，我招谁呢？或许我该学真正的英雄那样扺死不招。其实我即使真地招了，他们也无可奈何，我能实招的只有李毓霖和马定祥，他们都不在台湾，和我同一想法的人，在台湾这三年多来根本未曾见过。

也可能不需要招认什么，就判定死刑了。我想到在宝鸡念初中时，看到的许多不同的被抢毙的人，他们真地很不相同，有的在沿途中还唱两段京戱，且，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找两旁的商家索取食物或酒，因为已经五花大绑了，只能由随行的军人喂食或喂喝。有的死刑犯则很没出息，一路上已经瘫软了，得由两边的人架着，勉强走过东大街、西大街。我们同学们多半是由西大街跟着走，到了西门外，有的不肯跪，得由后面的人用膝盖顶一下，有的未待发命跪下，人家一放手就趴下去，真是「丢」死了人。

要是我呢？我一定要自勉，不可丢死人或死丢人，最少在挨枪子儿之前，得鼓起勇气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胡思乱想了一夜，那夜，葵花没有来，我发现她似乎在我越需要她的时候，越不会出现。

次日一早，不记得早饭吃了什么或吃了没有，毕竟这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大约上午早饭后不久，便命令我出去，说有人要见我，到会客室，才知是吾妻和吾的同学好友L君，吾妻那时只有二十一岁，且挺个怀胎六个月的肚子，现在知道二十一岁仍然只能算是孩子。吾友L君很成熟，不像我以及吾妻那么幼稚，他告诉我他知道事情的底细，且有了证据，让我放心，应该不会有事。旁边有人监视，他不便说太仔细，吾妻也嘱我保重且放心，说不会有问题的。

所谓「不会有事」或「不会有问题」究竟何所指，我完全不知道，吾友提及「证据」更使我莫明其妙，是两年多之前我写过的「我们长征了两万五千里」吗？还是其它的什么？

这一切疑团待「过堂」以后才会明朗，好在很快地就被提审了。

提审过程值得一说，法庭不在看守所，得走个大约几百公尺，没有囚车，是用走路的。押解的狱卒怕犯人半路逃跑了，所以两人均拿着步枪，没有给我戴手铐是戴脚铐，正确名字应是「脚镣」吧？反正很重，走起路来非常不方便，可惜那时无人为我拍照，否则留下照片最好是录像带给你看看，足以博你一笑，可惜呀可惜，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段际遇竟无照片留念！

法庭很简陋，一点也不像电影。军法官只有一位，旁边坐着的我猜是书记官，狱卒放下我便退出去了，无人旁听，也无律师为我辩护，在我一进来时向两旁看了，没有刑具之类，叫我放心许多。

军法官与我的对话就记忆所及的，记在下面：
「你叫冯鹏年，是空军上尉气象官，是吗？」

「是的。」

「你被控敌前抗命，移送你的台长说，敌前抗命应是死罪，你怎么说？」

「我不知道。」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出的回答。

「你不知道？」军法官大约也有点诧异，他翻看了一下文件，说：「你走过来，看一下。」

我走过去看了。他让我看的是我们每天工作所绘的天气图，一张普通的天气图，没什么特别之处。他问：
「上面的签名是你的签字吗？」

「是我，这图是我画的，规定要签名。」

军法官略微想了一下，接着问：「你是不是和台长吵架？你们同为上尉，你平常可能对他不尊重吧？」

「没有，绝对没有吵架。至于尊重----」说实在话，平时我不但不尊重我们的台长，对其他各级长官也未曾尊重过，但总不能这样回答。于是我说：「不能算特别地尊重，他是我的学长，尽管都是上尉阶级，我也没有特别地不尊重过他。」

「他说你当天拒絶工作----可是，又附上了这张图，上面有年、月、日、时，还有你的签名。想想看，当天发生了什么事？」

「是为这个！」我恍然大悟，知道与偷听匪方广播没有关系，心情轻松了许多。对军法官温和地说：「我记起这件事情了。」

「你说吧。」

事缘那天是轻度台风扫过后的第二天，天气晴朗。进了天气预报室，发现那位负责填图的士官没有来，按作业方式是，士官把各地数据填在天气图的每一测站上，再由气象官分析绘成天气图。负责填图的人没有来，桌上堆了好几张电报纸，纸上抄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数据。没填图，我只能在一旁看报。这时，有人告诉我台长找，台长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他坐在桌后，两腿跷到桌上，也是在看报。他用很温和地语气说：
「鹏年，今天〤〤〤没来，你就自己填图吧。」

「这不是我份内的事啊。」

「目前还算台风警报阶段-----」他的声音严厉起来，「我们气象人员的敌人就是台风，我当然有资格命令你，自己填图，自己画图，这算是紧急措施…..」

没待他的话说完，我转身便离开了。

误会发生在，他认定我转身离开回家了，事实上是我转身去了天气预报室，把图填完画完，这才回家。

军法官最后告诉我，所谓的「敌前抗命」是不存在的，军人的敌人都一样，不会因不同的兵种而有各自的敌人，让我放心回看守所吧，他没有说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在看守所整整地住了一个星期，被释放时，他们把军帽，还有身上的杂物零钱都还给了我。

这事全仗L君的帮忙，他在更高的气象单位服务，知道我们的台长打给他的长官的报告内容，因之，首先他立即把我画的那张天气图送去入档，这样便没有「抗命」的问题，至于「敌前」，军法官也不承认此说法。

L君只比我大三岁，但毫无我所患的一切左倾幼稚病，且因知我甚深，他告诉我：「你这次事件，几乎有一半同学都认为与你平时说话太随便有关系，而且和你同一基地的同学还告诉我，你绝对不会因为仅仅和台长吵架被关的，多一半有什么蛛丝马迹的事被抓住了。你看，你以后还不注意吗？」
好友的话我认真地听了，三个月之后，即四十三年的元月中，我的长子即哌哌坠地，我真地收敛了许多，说不定收敛到了有被压抑的感觉，这才变出了「孔雀」那样类乎自责的东西。

我的好友L君退役后，从事工艺品贸易工作，好人有好报，他是我们期一百多人中，最富有的一位，如今在温哥华颐养 天年。

我的台长，后来我们也见过几次，他很早就退役了。每见到我，都热情地围肩拉手故作朋友状，我亦以笑脸迎之，没有理由提过去的事。

在那个中国人连续的苦难时代里，谁没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难言之隐？我又怎会了解他心中的苦闷呢？我，只不过刚好成为他发泄苦闷的出口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