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耳光的人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正如历史上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样，刚开始时风平浪静，谁也看不出来它会撼动整个世界。
那天下午，我托一位年轻人办点事，他叫竹生，我和他父亲是老同学老朋友。 当竹生接过我的身份证，看到上面的出生年月日时，抬头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说：
「冯爸，您八十一岁了！看来不像啊。」
「不像八十岁？难道像九十岁？」
「冯爸，您搞错，了我是指不像八十岁那么老。」
「那像多少岁呢？」我对年轻人说话，大抵如此。「像七十九岁，或更年轻一点，像七十八岁？」
「您会说笑话」，他一面把我的身份证收好，又突然想到地说：「对了，一个人活到八十岁，一定阅历丰富，有很多故事。我大约一个半小时就会回来，您可得答应我，说点好听的故事哟。」
他扶我到椅子上坐下来，一如他以为的，对待八十岁老人应有的照顾方式，然后用姿态语言告诉我「用不看像往常那样送到电梯口」，自己带上门，还特别加上一句：「别忘了，我等着听您的故事。」
坐回椅上我心里想，真地要听故事吗？一个人活了八十年，若说全无值得一提的往事，当然不合情理，除非是他患了老年失忆症，或者，他的那些往事有不便告人的苦衷，否则怎会没有？ 但是对我来说，所有往事中最最重要者只有两个，一个是她，一个是玛拉寇斯，我要怎么说，他才会明白呢？或者不说她，也不说玛拉寇斯，只说些色彩鲜明，可以迎合现代年轻人的，这，我倒也有几个，例如，立刻便想到了那个被人打耳光的画面，虽然已过了三十年，我相信再过三十年依旧不会忘记。
应是民国六十三、四年间的事，下午五点左右，刚刚在武昌街很有名的一家排骨面店吃了一碗鸡腿面。这家面店几乎和桃园街的牛肉面店同享盛名，桃园街的牛肉面特色是维持风格不变，连辣椒酱中的胡豆瓣都不会变少一颗或变多一些，而武昌街的排骨面却时时在变，只要隔个半年，甚至三个月没去，再去时，就会发现他们的排骨或鸡腿，比前一次更大块了，这也许就是国民平均所得逐年逐月增加的缘故。就在品尝排骨变大块的愉悦时，我享受到经济起飞的滋味，不知不觉我们台湾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了。
我这人向来很重视吃，吃了有特大鸡腿的一碗面，心里便充满了幸福感。我沿着重庆南路往公车站方向走，新公园门口是四十八路公交车的尾站，上车一定有座位。
事情发生在重庆南路到襄阳路的斑马线上，大概是下班时间，斑马线上的行人特多，几乎到了「挤」的程度。不知怎么发生，一辆小轿车就硬塞硬塞地到了斑马线上，而且看得出来它不想停下来让行人先走，可那时分明是绿灯，且挤满了行人。毕竟，无论是人墙或「人海」还是阻不住钢铁做成的汽车，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行人都只好停下来，让它先过去。这停下来的人群想必都很生气，我也很生气，但是有一位行人的反应比「生气」更强烈一点，他以手掌用力地在汽车引擎盖上拍了一下。  
出人意料之外，原本看来急于赶路的轿车突然停了下来，车主人开门下车，就像电影镜头一样清晰，他到了拍打它引擎盖的那位行人面前，熟练地伸出右手，朝那位行人脸上左、右各打一个耳光，然后回到车边，然后打开门上车，然后车子再发动，然后不说半个字地，开车走了。我简直楞住了，只见那位挨了耳光的行人弯下身去捡拾眼镜，他年约四十岁，公务员样子。不知是那次的绿灯时间特别长，还是这其间已经换了一次灯号，我像梦游者一般随着人群过了斑马线，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对那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没有印象。
事到如今又三十年了，不知打在那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脸上的烙印，如今还在否？我是坚信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一个成熟的生命是由无数个惨痛的烙印组成的，他应无法抺去此事，连我也都无法抺去。
可是，这故事适合说给年轻人听吗？他会问，您活了八十岁只记得这个？要不，他会说：「那人犯贱呀，他干么要打人家的引擎盖？您没听说现在的人不会轻易盯看别人的，保不准瞄了人家两眼就挨了刀子，两个耳光其实不算什么。」我将何言以对。
我说的这位年轻人竹生也不算年轻了，他父亲罗贾森是个小个儿，在教室坐前两排，我坐最后一排，我们那期同学超过一百人，在学校里彼此连话都没有说过。毕业后分发全国各地，那是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我们那时尚有许多地方可足分发，西到兰州，东到上海，北到北平，南到广州，我是到北平，罗贾森去了那儿不知道。不到十八个月，三十八年年底便从全国各地纷纷退到台湾，三十九年初被集中到了淡水等待分配全台各地。那时我才算认得竹生的父亲，想来，罗贾森应为民国五十八、九年结的婚，我吃过他的喜酒。所以竹生大约六十年左右出生，也已超过三十岁了。
在淡水大宿舍集聚的同学、同事很多，吃饭需分坐五、六桌，我和罗贾森同桌，大家都叫他小罗儿，我们是因吵了一大架之后才成为朋友的。跟小罗儿同桌发现他吃菜很挑剔，花生米是绝对不碰的，青菜萝卜他似乎也不感兴趣，而桌上又几乎没有什么鱼肉，他宁愿把炒菜的汤泡饭，也不吃不喜欢吃的菜。
没想到有一天早饭后，小罗儿特别来找我，说要出去走走，我说好吧。那时候的淡水，是民国三十九年春天，真地很可爱，街尾上有家叫「沪尾床」的理发店，猜想「沪尾」是淡水的别名，「床」则是理发店的称呼。沪尾床的对面竟有一家叫做「再会」茶室或咖啡室，里面卖什么不知道。再往前走就是海堤了，是从鱼市场那边延伸过来的，继续前行有一个日本神社。坐在海堤上谈天，听脚下潮起潮落声，应该是很美的景象吧。但那时不同，因为那时我们有不同的心情。一坐下来，小罗的语气就不对劲儿，他说：
「老冯，你有个坏习惯，该改一改了。」
「你说什么呀？蛮认真的样子。」
二十多岁的我们，虽然已经是空军少尉了，可是对于小罗，我还是把他当小孩，他瘦、他小、他脸白白，怎么看都不像成年人。何况我们平时说话，也很少一本正经的，可他接着更为严肃地说：
「我发现你每次吃馒头都要剥皮丢掉，这真荒谬！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吃馒头要丢皮的？」
真有这事？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然则我立刻就想到他绝不碰花生的事，回击他说：
「有人更荒谬，不吃花生米，白菜、萝卜都没兴趣，，眼睛里只有肉，只有鱼．．．．」
「老冯，我跟你说─」他的语气显然已经软弱多了，「你要知道，馒头、米饭都是粮食，我们大家如果没有粮食是活不下去的。」
「小罗，我跟你说，花生、大白菜都是青菜，只有粮食没有菜也乏味得很。谁像你们江南人那么幸运，鱼米之乡，就知道鱼呀肉呀，看不起萝卜白菜。」
「什么？你说我是江南人？」
「你个小白脸，不是江南人是那里人？」
「我告诉你！」说他是江南人彷佛使他受了委曲，他声音突然高昂：「你个儍大个儿，我是河南人！知道吗？我是河南人，要是江南人就好了！」
我想笑，河南和江南只有一字之差，值得那么大呼小叫吗？可是他脸上的表情震慑住我。那时候我们初到台湾，大家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有人搭离开长春的最后一班飞机，炮弹都打在机场了，有人总一提再提地说他快撤退时才认识的那位姑娘。好像大家都有预感，知道不知多久之后才能和亲人见面，可无人愿意或敢于直接说出思乡思亲的真感情，彼此只能借题发挥，或相互找碴儿。错指小罗为江南人不知刺到了他的那根神经，我侧头看他为何不说话时，才发现他沉入回忆中了，是苦痛的回忆，眼睛里闪着光，是眼泪，没错，因为他再开口忍不住眼泪就滴下来了。「你尝过一连三个月没有粮食吃，只吃煮大花生的味道吗？」他眼睛看着淡水河对面的观音山，但我知道他可能和另一位姓宁的同学一样，心里在想他的母亲或父亲了。 「吃到后来，花生霉了，剥开壳后里面的仁也是绿色的，然后，连发霉的花生也吃完了─」
我认真地问：「那吃什么？」
「有花生吃就算不错了，我们家比别人幸运太多，我们有楼，水淹过来的时候，我爸、我妈、我姐、我哥把小麦、花生从地窖硬抢出来搬到楼上去，装花生的麻袋比较轻，连我姐、我哥也抢了好几大袋浮在水面上的花生上去。别的家，很惨，我许多同学的家，惨呀！一望无垠的黄水，黄泥！你这吃馒头还要去皮的儍大个儿，你知道吗？你懂吗？你知道没有粮食吃，有什么吃什么的滋味吗？」
此事发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许多谈世界大洪水记录的，谈黄河治理的书籍都有记载，那次水灾死亡二十万人，一千万人无家可归。高中时代，一位河南籍的同学说，是为了抵抗日军南下，中央政府军奉命把黄河的堤防决一道口子，确否，待考。
小罗的父亲是小学校长，他们一家人靠着变绿的花生存活下来。进入春季，黄泥地上冒出绿色嫩芽，他们就挖来吃，一直到有人来贩卖食物了，他们才算得救。
糟糕，我怎么由竹生便想到小罗，又想这儿来了。最遗憾地，应是小罗于民国七十四年因直肠癌在冈山去世，若能再活三、五年，他就可以回河南老家探望他爸，他父亲是知识分子，很重视他们兄弟的教育。 可是这些竹生应该都知道，不但不是他要听的故事，也不是我要说的故事。我倒觉得我和竹生还可能真的有缘，说不定我的玛拉寇斯的知音，就是竹生。
就这么决定了，我得好好想一想，如何把这秘密告诉他。我替竹生泡了一杯由北京带回来的极品香片，「热开水一冲下去，就闻到扑鼻的香味儿了！」这是我妈在逃难到陕西，因为买不着好茶叶，回忆她当年在北平喝茶情境时，总少不了的一句话。我又替竹生准备了一把椅子，就让他坐在我的对面，这样说起话来不用太费力气。
这时门铃响了。
好奇怪，我竟像等待情人，而情人又迟到很久似地，我有点心跳。看时间，也该是竹生办事回来的时候了，真是他？，还，仅仅是收报费的呢？
开了门，真好，果然是竹生。
「冯爸，人家看了您的身份证问我，是那位报气象的冯鹏年吗？我说是啊，是他老先生，那人好客气，很快就办好了，还问说，他不是住在美国吗？我说，不，他老先生偶然才去，没替您回答错误吧？您看，人家还记得您哪。」
我接过身份证随便放在桌上，急忙回身说：「来坐来坐，我替你冲了一杯由北京带回来的极品香片。」
「我闻到了｜」他好像想到了什么，「我爸也喜欢这味儿，你们北方人不喝鸟龙茶，是真的吗？」
「哪有的事，你不是要听故事吗？」
「是啊，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冯爸可是名人｜」
「曾经而已，那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说你要听故事。」
「反正名人一定有好听的故事，您就开始吧。」
感谢他，感谢竹生，感谢他真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感谢他真地要听了。
我先啜饮了一口香片，「我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和一段事的．．．．」
此时，不知从房间的那一角落，冒出一阵怪腔怪调，还未待我找到声音来源，竹生已经打开手机，他一面听一面对我说：「您接着说，不碍事，不碍事。」然后只听他说了四个字：「是─是─好─好─」关上手机，他站起身来，略带歉意地说：「冯爸，对不起，我有点事情得立刻回公司一趟，下次再听您的故事吧，我知道，反正您的故事一定很精彩。」
我跌坐回椅上，连假装要送送他的姿态都没有，任他自己开门，任他「啪」地一声又关上铁门。我有点气他，可，凭什么呢？然则，我的感觉绝对比「怅然」甚或「失望」更深一层。香片茶的香味儿仍然弥漫于空气中，而玛拉寇斯的波涛也仍在我胸中激荡，无论如何，我得把深藏很久的秘密整理一下，如果竹生不再来或不想听我的故事，我就把这一段叫做：「一个八十老人的独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