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大萧条

抗战八年我们家都是在陕西省度过的，胜利后因为我考上空军才离开，父母亲与妹妹仍留在陕西，其后，父、母亲的坟山在那儿，等于是落籍陕西了。我妹妹与她的大学同学结了婚，她的同学是宝鸡人，因而我的外娚和外娚女都有燕人和秦人的血统。
那，芦沟桥事变后我们为什么没有逃向别处而是陕西省呢？也为什么没有留在北平像我爷爷、大爷、三叔他们那样，他们也都活得好好的，没有被日本鬼子烧杀掳掠呢？原因是我舅舅。我舅舅在我的命运变化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早在对日抗战以前，我舅舅一家三口，，即我姥姥我舅妈他们已经住在西安了。我舅舅是陕西省银行的司机，那时代的汽车司机是极赚钱的职业，陕西省银行也只有一部汽车，一个司机，他常常开车跑西安到成都的路线，算是见多识广。在他的推介之下，西安被日本飞机轰炸以后，我们家才找到凤翔县那么安静又纯朴的桃园避秦。
凤翔在唐朝时代很有名，我们家搬去时无自来水、无电力、城廓整齐，亦一如唐代，但是，即使真地在唐朝，若时逢安史之乱，恐也无法以桃花源喻之了。凤翔有一个军校的分校，是否也是要避日本轰炸才搬去的，我不知道，但是每逢星期假日我和周效栋在街上闲逛时，曾不止一次看见军校学生欺负甚或踢当地人，唐朝的军人们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到了凤翔，才知道和我舅舅有同样见识的，不止是军校，其它逃难人士还有许多。我们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学是外省人，又以东北人最多，，东北人很容易分辨，他们说话的口音和北平人差不多，可当他们喊「打倒日本人」的时候，会说成打倒日本「银」，其次，他们的后脑杓都是平平的，教室里和我同坐一桌的王振文，就是东北人，偶然侧头时，他的后脑杓被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撤退到陕西省有关。
反正不管是东北人还是其它省份的同学，他们家一定会租房子住，这无需怀疑，房租也不会很高，否则怎会吸引那么多逃难人士。仅仅就一个军校来说，是西安王曲第七分校的一个总队，我们家对面就是大操场，，军校学生每天上午在那儿出操，因我后来自己也有出操的经验，略微估计应有八百到一千名学生，不但学生要住宿，他们的教官必然有带眷属，需要租房子住的。仅仅因为我舅舅的关系在凤翔租屋而住的就有我五舅老爷夫妇俩，有一阵子我舅妈也来凤翔租屋而住。我们家租的是个大杂院，除了房东一家，还租了一家河南夫妇，北屋租给我的童军老师姓汪，她的先生是军校教官，那一学期临考试前一天我去她屋里请教，她透露了不少，以至我拿到童子军那门课一百分。
周效栋他们家租的小四合院，大门口有两个石头狮子，双扇大门，进门是一座映壁，四周有雕砖的云纹图饰，前面种一大丛竹子。正房坐北朝南，得上三层台阶才进得去，我从来未上去过，大约周效栋也未进去过。正房住的是房东寡妇和她的女儿，偶尔房东的女儿会出来跟我们说几句话，她最喜欢问我们有关学校的事，谈话都很短暂，总是被她妈听见把她叫回去，可能是缠了小脚的缘故，她看起来年龄好像比我们大。
谈这些琐事有意义吗？当然有，立刻会告诉你。再补充一下，我和周效栋每年暑假，每个星期日，三年中踏遍凤翔县城内、外每一吋地方，连传说中的「凤凰泉」我们都探测过。城外西北角的确有一片洼地，一大片全是芦苇，不脱鞋袜根本休想进入。从那片洼地流出一溪清水，成了北城和东城的护城河，先灌溉了北门外的一大片菜园子，溪水流经之处不时可见裹了小脚的女人跪在溪边，用洗衣棒敲衣服。真的，凤翔城内城外，我们都看过了，唯独没见过｜什么，是电影院吗？凤翔无电，那来的电影院呢。就是没有见过人家盖新房子，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从未见过「建筑工地」。那么所有迁来凤翔的外地人都能轻易租到房屋，这代表初步的结论，即凤翔县的住宅用房屋的「空屋率」很高，何以如此？答案要等到民国七十年才知道，想不到吧？
军校也没有盖新屋，整个学校搬来凤翔的答案最先知道。民国四十年初，我由淡水调到空军总部服务，我们所乘的四十二路公交车在空总那一站的站牌标示为「工专站」。当时空总三面都是稻田，仅仅后门所对着的济南路是住宅区。空总的三层红色砖造楼房既防风又防震，原来那是工专的校舍，工专校舍如何变成空军总部的，我不十分清楚，总之，工专并没有停课，是被迫还自愿我更不清楚，工专在瑠公圳附近找了处稻田盖了简陋的新校舍。由此延伸，首先我明白了凤翔军校的问题，凤翔军校的校舍是凤翔师范学校，我所读的小学就是凤师附小。凤翔师范让出了校舍，但也没有盖新房，他们在凤师附小对面的巷子中找到好几幢类似于仓库般的大房子安顿下来。军校如何鸠占鹊巢，是征用？借用？还是价购？这是否与我们台湾的空军总部使用工专的方式类似？这些事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毫无任何证据只能猜测而已。真正的问题是，凤翔县城内未盖一幢新房子，却容得一个军校，和那么多逃难者家庭，空屋率特高为什么呢？此题难解。一直要等到民国七十年之后，才恍然大悟，是因为我看到了一本叫做「天灾」的书。
天灾(Disaster) 是由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群所编，美国Bantam/Britannica图书公司于一九七八年首版，我看到的是第一版，后来知道他们又增订新版多次，想必那套参考书的销路不错，我想二○○五年的新版，也必会把南亚大海啸和卡翠那飓风加进去。书中不但有地震、火山、龙卷风、台风、洪水、雪崩、土石流、干旱等的生成原因简述外，还有历年来的记录。例如，地震一章中，记录人类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出现在公元一五五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死亡八十三万人，地点是中国陕西省。该书第一七二页，记载人类因干旱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发生在公元一八七六｜七九年，即满清的光绪二年到五年之间，地点又是在中国的陕西省，死了多少人呢？书中说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左右！因为连续三年无雨，又以交通不便，救援粮食─书中提到本国与国际─很难送达，所以处处都有万人冢(ten-thousand men holes)。当时全中国人口怕还不到四亿人，一千万是全国人口四十分之一，而且都集中在陕西省，凤翔分到了多少万?
似这等使国人饿死一千多万应为历史上的大事，不过我国历史自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以来，以后记载的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甲午之战的事，民国以后无非是袁世凯、孙中山、曹锟、张作霖，饿死人或淹死人都不入正史。
旱灾死人与其它天灾死人有明显的不同处也有相同处。
先说不同之处。像外蒙古戈壁大沙漠、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等地区，从未听说他们有「旱灾」，只有撒哈拉大沙漠南边和西边所谓「沙海」( Shale)地带的一些国家，才会传出旱灾灾情。因为大沙漠不适合经营农业栽培，也无人在那儿靠农业吃饭，，纵然十年、百年不下雨，无人受灾。但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孕育之处，包括陕西省在内，不但森林早已失踪，农地也被过度利用，渭水怕早已经比黄河更「黄」了，「泾渭分明 」这个成语可为例证。说也奇怪，不是早在秦代，李冰父子便修过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吗，又如「郑国渠」亦在秦代建成，然历经汉唐盛世的首都均在陕西，陕西怎会没有水利建设呢？
大陕探亲以后，为了给父母亲扫墓，曾登宝鸡市北边山坡，经一半，我妹妹特别介绍我看一个一米宽深的水泥建筑物，说是引渭水上游之水下来灌溉用的，其中水质清澈，足见渭水之水并非原本黄色，乃一路冲刷黄土高原而成。类如陕西省这样有若干千万人靠农业吃饭，而完全无大型水利建设，可以说己遭天讉，饿死一千万人，也真是无可奈何了。一九二九年，即我到凤翔的十年之前，陕西又有旱灾，也死了人，人死多了，自然空出的住屋就多。
以上是旱灾与其它天灾的不同之处，也有相同处。例如雪崩、土石流以及洪水等，乃是因为人类入侵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地域，以为盖了高楼，修了堤坝，建了防水墙等，便可以自由剥夺大地了。可能混得过一天、一年、一百年，，然一旦等到大地反扑的时候，人类那点薄弱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若说所有的天灾都源自于人祸，也不算过份。
一九二九年可能是世界，最少也是美国天灾、人祸最多的一年，先说天灾，这也和干旱与土地过度开发有关。如今的北京，每年春天还会出现沙尘暴，骑自行车者得扮成蒙面人，才可免于头发中灌满沙粒或黄土。美国的大草原(Great Plains)，包括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德州、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州的部份地区，当初移民者大量拥入，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地的雨量统计资料，发现大草原的土地极容易开发，便种值了小麦、玉米之类。雨量充沛的年代收获好，怎么也没料到一九二九年之后连续几年少雨，不但农作物没有收成，连原本已开发的地面黄土都干碎裂成为「尘土坑」(Dust Bowl)。有正式记录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地面尘土被强风吹到八千公尺的高空，再随高空的西南气流向东北方飘去，不但遮黑了天空，且最远飘到美国东北角的新英格兰各州，甚至一平方亩的农地落下二十五吨的尘土。大草原邻近的新开发地区更惨，即使有水源灌溉的农作物也被沙尘覆盖掩埋了。曾获一九六二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所写的「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等书，就是针对这次的大天灾，以及同一年代发生的人祸大萧条痛下针砭的。
「大萧条 」(The Depression  or Great Depression)，此处不是指气象学中所用的低气压，也不是指一个人的心情低郁，用大写字母「D」开头，已经是经济学中的专用名词了。研究大萧条的书可能汗牛充栋，只是我看过的均为诋毁资本主义的说法，那时苏联建国已超过十年，我看到的中文书籍说，大萧条时无人敢在纽约华尔街上散步，因为很可能被失败跳楼的资本家压死。又说，富人们把大批大批的面粉倒人大海，以提高价格，奈何价格尽管低得吓人，穷人还是买不起。倡导资本主义的始祖亚当斯密，如今已被称为古典经济学者，言外之意是他那一套已经不流行了。亚当斯密鼓励取消各种管制手段包括关税在内，只需满足人们像野兽般地贪婪，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就行了。这种掠夺式的森林法则，只适用于老虎捕杀羚羊，因为牠们的社会中没有股票、存折，更无任何交易行为，老虎只在饥饿时才捕杀羚羊，甚至连多杀几只储存起来的念头都没有，但，人类呢？
拯救资本主义的重责大任将由另一位经济学家想出来，他是凯因斯。约三年多前，我搭乘港龙航班由西安飞香港，途中和一位新竹清华或交大的经济学教授邻坐，他说，他每周都要往返西安和新竹一次，为了去西安授课。当时中国的朱镕基总理正在实行「宏观调控，扩大内需」， 我立即抓住机会向经济学专家请教。我问，如今苏联解体，连号称共产主义的中国也遵着凯因斯的路子走，难道全世界除了凯因斯以外别无大师了？他想了一下，似乎很纳闷我这位老先生怎么会提出这种外行，又有点难以用二分法回答的问题。他说，一般经济学家都相信他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只是现在经济学也越分越细，解释起来互有出入罢了。绝对没有想到此刻我会转述他的回答，否则索取一张名片，知道他的大名也可立此存证了。
以前，台湾反共抗俄时代，称共产集团为「管制经济」，美英集团则为「自由经济」，若，自由意味着放任，管制指的是政府插手，则自从一九二九年美国以及全世界大萧条之后，便早已不是放任，且政府也插手管制了。
凯因斯(Keynes， John Maynard 1883-1945)也是英国人，美国著名的胡佛大水埧、和旧金山金门大桥，均因他的理论而修建，老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灵感来自于他，甚至延续到了朱镕基和温家宝。凯因斯的理论是扩大政府信用，欠债也可以，尽量花钱就是了。资本主义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在减少失业，失业的人群购买力弱，会连带使各行各业萧条，修建胡佛水埧雇用了多少人，便等于增加了多少购买力，市场被消费了多少产品。凯因斯挽救了资本主义的缺失，也让资本主义国家懂得办理社会福利事业，甚至于国际援助并非绝对陪钱的。他为资本主义效力了七十年，有七十年的汗马功劳。
他应该退位吗？是的，至少玛拉寇斯认为凯因斯系统想法，极容易鼓励地球人浪费挥霍，人类櫅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想要永续发展继续存活下去，必须尽早推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观念，万不可拖到悔之晚矣的地步。我在说些什么呀？这像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儿童所说的话吗？
大约，我以为自己还在编「老天月刋」呢，真可谓老糊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