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青年十萬軍

再見鳳翔時，城廓如故，依舊純樸。
原來，輔導處就是原來軍校的校址，那時一定是軍校縮編，撤消了鳳翔的分校，但校址沒有還給鳳翔師範，接著由軍方辦了青年輔導處。
我們輔導處，以後為說話方便，便稱之為我們學校吧。我們學校的硬體規模還真是不小，有大約六、七排教室，併排地有六、七排宿舍，每一排可以住九十人，有教職員辦公室，有校長室，有一排供單身老師住的房間，有大禮堂，有操場。伙食房相當壯觀，好像有五、六或七、八個大灶，是燒麥草的，大院子中堆滿了麥草。廁所則可以列入天下奇觀之一，靠牆一長排露天的蹲式茅坑，在那米田共尚可回收做堆肥的時代，他們竟然想出了挖掘深井的方式處理，大便下去很久，聽到「噗通」一聲，想必落入了水中。因為茅坑深不可測，下雨，下雪灌入其中也不會溢出，此刻我才懷疑，它是否己經到達地下水的層面，因為鳳翔縣家家都有一口井，我們伙食房的水井離茅坑的「井群」更近，它們之間是否私通了，我不知道。唯一能挑剔的是學校沒有餐廳，我們都是帶小板凳圍成十幾個圈子，坐在地上吃飯。
入校後不久，我們高中部二年級生便集合在一起，每人發舊軍服一套，銅製面盆一個，有些面盆尚可用，有些已經破裂。另每人小板凳一個，長方形木板一塊，板子兩端有一條綑繩，可以掛在脖子上，這是代用課桌，想來這一切均為以前軍校學生留下來的。沒有棉被等物，我和張賢政都沒帶行李衣物，好在仍在暑假中，便和衣睡在坑上。吃，一天吃兩餐，一在中午，一在下午五時許吧，沒有早飯。每餐吃的都是「槓子饃」，我在伙房外看伙夫做過，有一捍稱掛在他們面前，稱錘是固定著的，要等麵團放在稱盤上，稱鉈和稱盤才會擺平，多一點少一點都得加減麵團，蒸出來的饅頭一般大小，用不著挑揀。一開始每人一小碗豆芽，後來沒有菜，只加點蔥花成花捲，再後來連蔥花也沒有，只剩饅頭了。
沒多久，張賢政看此情景知道非久留之地，問我的意見，我回答他的是，他若找到高中可以讀，花多少錢？怎麼考？務必儘快告訴我，我則暫留下等開課之後看學些什麼再說。那時，我們已經知道「開小差」這個名字了，張賢政決定開小差，我把身上舅舅給我以及剩下的錢全部給他，他非要留一半給我，堅持之下，我答應留下點買郵票、買車票的錢，其餘的讓他帶著偷偷離開學校，離開鳳翔，設法坐火車回到寶雞，把有關我舅舅的情形，以及學校的情形稟報我的父母親。約兩個月後，持父親來信為證，才能請假回寶雞，帶了被褥等物回到學校。
我和張賢政一直有書信往來，知道他去陝南讀過高中，但根本未向我推荐。後來我到了四川舊市埧還有通信，之後退回了三、四封，舊市埧的同學們還開我玩笑：「人家女朋友懶得理你了，你還死纒著不放。」他們也不看看信封上的名字，像女生嗎？
我能夠有高中可讀，且為公費，真應該感謝張賢政，感謝他的資訊，感謝他的魯伯伯讓我跳過高一直接唸高二。他原本是借書給我的好同伴，後來卻把學校也借給了我，這就是所謂的緣份吧。
進入高中後第一位好朋友是王福成，和我同班。我前後已在陝西住了七年，自然聽得出陝西人的鄉音，王福成雖然儘量說「普通話」，而我一聽便知他是陝西人。我們獨處時，我開門見山地說：「我是鳳師附小畢業的，你呢？」此話讓他大吃一驚。原來，王福成畢業於鳳翔縣中，就是我考上但未去唸的那個初中，因為鳳翔再也無高中了，他是由父親託人進入輔導處的，因為聽說這兒水準低，乃跳升高二。我要求星期假日去他們家吃哨子麵，他一口答應，要求陪我去東關外競存中學找周效棟時，他面有難色。
其實，幾乎到鳳翔的第二天，張賢政就陪我去周效棟他們家了，他們搬了家，我們大聲地把寡婦房東呼喊出來，看樣子她實在不知周家搬去何處。又去南街李英超家，天長商行還在，李英超他們也搬家了。王福成告訴我，競存中學半夜裏常常被軍警衝進去抓人，我們輔導處穿了老虎皮(指軍服)的人去，常常被打個鼻青臉腫，保不住沒命了也很難說。
「為什麼？」我問。
「他們都是共產黨啊。」
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聽到「共產黨」這個名字，看來，我在寶雞看了三年的小說，又自以為是社會大學的，是白花精神了。此時距馬克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已經事隔九十六年，而距大陸的共產黨把我們趕到台灣來，僅僅剩下五年了，後來知道競存中學的創辦人和校長車向忱(1898-1971)，是抗日勝利後的民國三十四年才去陝北正式參加他們，那時怕只是一個共產黨主義的同情或崇拜者，類似車向忱這樣的知識份子，當時中國很多很多，其後被國民黨暗殺的西南聯大教授李公撲，聞一多均屬此類。
王福成又勸我，即便保證周效棟讀了競存中學，競存沒高中，周效棟也應畢業離校了。因此之故，大操場上我的失神大哭把他嚇跑，就成為我們的最後一面。
我高中認識的第二個朋友是趙雙檜，他自己一再解釋他的名字是趙雙「快」，不能唸成雙「會」，大概總是怕被人和賣國賊秦檜混在一起，他是河北省高陽縣人，乃真正「流亡學生」，他們那些人都是先到一個叫做「界首」的三不管地帶，再偷渡到大後方的，事隔多年，已記不清楚他的逃亡故事。他是在北平讀了高中一年級，隨身還帶著一本「三角學」教科書，紙張比大後方的土紙好，在他的書和他的指導下，我把高中一年級必修的三角學弄了個半懂。
我們事實上和一般的高中沒有太大分別，每天八節課，沒有燈當然也沒有晚自習。國文、歷史、地理有老師講課但無課本，得自己筆記。數學每人發了一本「范氏大代數」，課本是舊的，有的沒封面，有的沒封底，書很厚，老師也認真的教，但上課不點名，所以缺課的很多。英文老師叫趙嘉理，名字就顯得洋氣，上課時的第一句話都用英文問大家好，教得如何，學了什麼，全無印象了。我和趙雙檜最喜歡的是「三民主義」課，老師姓名全忘，我猜他是軍校時代的老教官，上課時除了粉筆什麼都不帶，我們也無課本。他的第一堂課是由鴨片戰爭開始，等於三民主義只講了一民，即「民族主義」，他對屢次列強入侵，割了多少地，賠了多少款，簽了多少不平等條約等，倒背如流，把我們一群青年人煽動得義憤填胸，等說到甲午戰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時， 胸中的怒火幾乎要爆炸了。趙雙檜一再地說：「此仇不報非君子！」
不久，他就找到了報仇的機會。
民國三十三年底，蔣委員長號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口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那些日子真正是壯懷激烈。趙雙檜在簽名大會上用人家準備好的刀片劃破手指，以鮮血簽名，同學們蜂擁上台在白長布條上簽名，有的呼著口號，有的熱淚盈眶推擠向前。歷練過那一激情年代的年輕人，我深信或多或少，或東或西在某一角度會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包括我這個反對軍人論者。
我們輔導處由於大部份同學都是逃亡出來的，從軍的人很多，此事好像與鳳翔縣縣長的年終考績有關，縣政府發了從軍同學奬金。趙雙檜還用此獎金請我在縣府前的攤位上吃了蕎麥和樂。當時「中國的命運」一書是否出版？我不記得了，我們吃完蕎麥和樂回來的路上，談了很多。我和周效棟之間的事對他說過，我發誓不當軍人一事他也知道，似乎看出了我的愧怍之情，反而安慰我，可以努力讀書，將來當上工程師，總得有人留下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呀。
鳳翔縣政府僱用了許多輛用騾子拉的轎車，他們四人一輛乘車去虢鎮。我一直尾隨車後送他們出南門，跟著趙雙檜的那輛車走，他也探身出來，他，我都哭了，他一再抽抽噎噎地叫著：
「回去吧！記著好好讀書，回去吧......」
我執意繼續跟著，一直到車速快到追不上了，猶站在原地看車子遠去，遠去。我們的泣別絕對比易水送別的場面更為熱烈，更多熱淚。
趙雙檜他們沒有機會碰到日本鬼子報仇，我們學校的同學都是先到昆明，再飛印度，接受汽車駕馳兵訓練。我和他一直在通信，從他的來信中知道巧克力這個美味食品，等真正嚐到巧克力才知道和五四時期作家所寫的「朱古律」是同一回事，趙雙檜信封上的印度郵票我珍藏多年。民國三十八年年初，我在廣州時他已經接到退伍命令，來信說要回老家，命我暫時不必回信，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南部的高陽縣，早已在「共匪」手中，他怎麼回去，令人費解。或許，他在服役青年軍的五年之中，受了什麼人的影響，也不知道。他沒有來台灣。
那些歲月的日子從某一角度上看，算是「艱苦卓絕」，實際也是熱情澎湃的，眼看著三十四年春天到了，想著，好快，暑假後就可以升高中三年級了，可惜我的高中三年級只讀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