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青年十万军

再见凤翔时，城廓如故，依旧纯朴。
原来，辅导处就是原来军校的校址，那时一定是军校缩编，撤消了凤翔的分校，但校址没有还给凤翔师范，接着由军方办了青年辅导处。
我们辅导处，以后为说话方便，便称之为我们学校吧。我们学校的硬件规模还真是不小，有大约六、七排教室，并排地有六、七排宿舍，每一排可以住九十人，有教职员办公室，有校长室，有一排供单身老师住的房间，有大礼堂，有操场。伙食房相当壮观，好像有五、六或七、八个大灶，是烧麦草的，大院子中堆满了麦草。厕所则可以列入天下奇观之一，靠墙一长排露天的蹲式茅坑，在那米田共尚可回收做堆肥的时代，他们竟然想出了挖掘深井的方式处理，大便下去很久，听到「噗通」一声，想必落入了水中。因为茅坑深不可测，下雨，下雪灌入其中也不会溢出，此刻我才怀疑，它是否己经到达地下水的层面，因为凤翔县家家都有一口井，我们伙食房的水井离茅坑的「井群」更近，它们之间是否私通了，我不知道。唯一能挑剔的是学校没有餐厅，我们都是带小板凳围成十几个圈子，坐在地上吃饭。
入校后不久，我们高中部二年级生便集合在一起，每人发旧军服一套，铜制面盆一个，有些面盆尚可用，有些已经破裂。另每人小板凳一个，长方形木板一块，板子两端有一条捆绳，可以挂在脖子上，这是代用课桌，想来这一切均为以前军校学生留下来的。没有棉被等物，我和张贤政都没带行李衣物，好在仍在暑假中，便和衣睡在坑上。吃，一天吃两餐，一在中午，一在下午五时许吧，没有早饭。每餐吃的都是「杠子馍」，我在伙房外看伙夫做过，有一捍称挂在他们面前，称锤是固定着的，要等面团放在称盘上，称铊和称盘才会摆平，多一点少一点都得加减面团，蒸出来的馒头一般大小，用不着挑拣。一开始每人一小碗豆芽，后来没有菜，只加点葱花成花卷，再后来连葱花也没有，只剩馒头了。
没多久，张贤政看此情景知道非久留之地，问我的意见，我回答他的是，他若找到高中可以读，花多少钱？怎么考？务必尽快告诉我，我则暂留下等开课之后看学些什么再说。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开小差」这个名字了，张贤政决定开小差，我把身上舅舅给我以及剩下的钱全部给他，他非要留一半给我，坚持之下，我答应留下点买邮票、买车票的钱，其余的让他带着偷偷离开学校，离开凤翔，设法坐火车回到宝鸡，把有关我舅舅的情形，以及学校的情形禀报我的父母亲。约两个月后，持父亲来信为证，才能请假回宝鸡，带了被褥等物回到学校。
我和张贤政一直有书信往来，知道他去陕南读过高中，但根本未向我推荐。后来我到了四川旧市埧还有通信，之后退回了三、四封，旧市埧的同学们还开我玩笑：「人家女朋友懒得理你了，你还死纒着不放。」他们也不看看信封上的名字，像女生吗？
我能够有高中可读，且为公费，真应该感谢张贤政，感谢他的信息，感谢他的鲁伯伯让我跳过高一直接念高二。他原本是借书给我的好同伴，后来却把学校也借给了我，这就是所谓的缘份吧。
进入高中后第一位好朋友是王福成，和我同班。我前后已在陕西住了七年，自然听得出陕西人的乡音，王福成虽然尽量说「普通话」，而我一听便知他是陕西人。我们独处时，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凤师附小毕业的，你呢？」此话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王福成毕业于凤翔县中，就是我考上但未去念的那个初中，因为凤翔再也无高中了，他是由父亲托人进入辅导处的，因为听说这儿水平低，乃跳升高二。我要求星期假日去他们家吃哨子面，他一口答应，要求陪我去东关外竞存中学找周效栋时，他面有难色。
其实，几乎到凤翔的第二天，张贤政就陪我去周效栋他们家了，他们搬了家，我们大声地把寡妇房东呼喊出来，看样子她实在不知周家搬去何处。又去南街李英超家，天长商行还在，李英超他们也搬家了。王福成告诉我，竞存中学半夜里常常被军警冲进去抓人，我们辅导处穿了老虎皮(指军服)的人去，常常被打个鼻青脸肿，保不住没命了也很难说。
「为什么？」我问。
「他们都是共产党啊。」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字，看来，我在宝鸡看了三年的小说，又自以为是社会大学的，是白花精神了。此时距马克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已经事隔九十六年，而距大陆的共产党把我们赶到台湾来，仅仅剩下五年了，后来知道竞存中学的创办人和校长车向忱(1898-1971)，是抗日胜利后的民国三十四年才去陕北正式参加他们，那时怕只是一个共产党主义的同情或崇拜者，类似车向忱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时中国很多很多，其后被国民党暗杀的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扑，闻一多均属此类。
王福成又劝我，即便保证周效栋读了竞存中学，竞存没高中，周效栋也应毕业离校了。因此之故，大操场上我的失神大哭把他吓跑，就成为我们的最后一面。
我高中认识的第二个朋友是赵双桧，他自己一再解释他的名字是赵双「快」，不能念成双「会」，大概总是怕被人和卖国贼秦桧混在一起，他是河北省高阳县人，乃真正「流亡学生」，他们那些人都是先到一个叫做「界首」的三不管地带，再偷渡到大后方的，事隔多年，已记不清楚他的逃亡故事。他是在北平读了高中一年级，随身还带着一本「三角学」教科书，纸张比大后方的土纸好，在他的书和他的指导下，我把高中一年级必修的三角学弄了个半懂。
我们事实上和一般的高中没有太大分别，每天八节课，没有灯当然也没有晚自习。国文、历史、地理有老师讲课但无课本，得自己笔记。数学每人发了一本「范氏大代数」，课本是旧的，有的没封面，有的没封底，书很厚，老师也认真的教，但上课不点名，所以缺课的很多。英文老师叫赵嘉理，名字就显得洋气，上课时的第一句话都用英文问大家好，教得如何，学了什么，全无印象了。我和赵双桧最喜欢的是「三民主义」课，老师姓名全忘，我猜他是军校时代的老教官，上课时除了粉笔什么都不带，我们也无课本。他的第一堂课是由鸭片战争开始，等于三民主义只讲了一民，即「民族主义」，他对屡次列强入侵，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等，倒背如流，把我们一群青年人煽动得义愤填胸，等说到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时， 胸中的怒火几乎要爆炸了。赵双桧一再地说：「此仇不报非君子！」
不久，他就找到了报仇的机会。
民国三十三年底，蒋委员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些日子真正是壮怀激烈。赵双桧在签名大会上用人家准备好的刀片划破手指，以鲜血签名，同学们蜂拥上台在白长布条上签名，有的呼着口号，有的热泪盈眶推挤向前。历练过那一激情年代的年轻人，我深信或多或少，或东或西在某一角度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包括我这个反对军人论者。
我们辅导处由于大部份同学都是逃亡出来的，从军的人很多，此事好像与凤翔县县长的年终考绩有关，县政府发了从军同学奬金。赵双桧还用此奖金请我在县府前的摊位上吃了荞麦和乐。当时「中国的命运」一书是否出版？我不记得了，我们吃完荞麦和乐回来的路上，谈了很多。我和周效栋之间的事对他说过，我发誓不当军人一事他也知道，似乎看出了我的愧怍之情，反而安慰我，可以努力读书，将来当上工程师，总得有人留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呀。
凤翔县政府雇用了许多辆用骡子拉的轿车，他们四人一辆乘车去虢镇。我一直尾随车后送他们出南门，跟着赵双桧的那辆车走，他也探身出来，他，我都哭了，他一再抽抽噎噎地叫着：
「回去吧！记着好好读书，回去吧......」
我执意继续跟着，一直到车速快到追不上了，犹站在原地看车子远去，远去。我们的泣别绝对比易水送别的场面更为热烈，更多热泪。
赵双桧他们没有机会碰到日本鬼子报仇，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是先到昆明，再飞印度，接受汽车驾驰兵训练。我和他一直在通信，从他的来信中知道巧克力这个美味食品，等真正尝到巧克力才知道和五四时期作家所写的「朱古律」是同一回事，赵双桧信封上的印度邮票我珍藏多年。民国三十八年年初，我在广州时他已经接到退伍命令，来信说要回老家，命我暂时不必回信，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南部的高阳县，早已在「共匪」手中，他怎么回去，令人费解。或许，他在服役青年军的五年之中，受了什么人的影响，也不知道。他没有来台湾。
那些岁月的日子从某一角度上看，算是「艰苦卓绝」，实际也是热情澎湃的，眼看着三十四年春天到了，想着，好快，暑假后就可以升高中三年级了，可惜我的高中三年级只读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