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烙印我的烙印

我們有一位同學姓阮，個子小小瘦瘦，兩隻眼角明顯下垂，不知他是那一班的，只是每天兩次吃槓子饃時才會出現。另一個他肯定會出現的時機是下雨的時候，雨越大他的聲音也越大，原來他會瘋狂地在校園中狂奔，並告訴大家：
「下儒了！下儒了！」
人家告訴我阮同學的故事。他是湖北人，湖北人把「雨」字讀為「儒」音。他老家在湖北省長江沿岸的某縣，有一天下了大雨，隨即大水漲進家屋，隨即家、村子、一望無際的土地都沒有了。他飄了出來，漂到一棵老樹梢上，他抓緊樹枝，不記得撐了多久，大概到了幾乎沒有知覺的時候，才被救了下來。這個傷痕不知何時才能愈合，他不斷在校園中狂奔叫「下儒了，下儒了」，白天晚上都如此。得麻煩請隊長們出來，強迫他到空的房間去，他關在裏面，仍然在叫：「下儒了！下儒了！」
那天，我是說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旬某日，我們正在課室裏上課，遠遠又聽見「下儒了！下儒了！」的叫聲，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外面在下雨了。而驚叫聲慢慢近了，聽來不像是「下儒了」，更近一點，有一位同學滿臉錯愕地回頭問我：「是勝利了？」呼叫的聲音已經到了教室門口，那人推開門，向正在上課的姜老師和大家喊著：「勝利了！」
無論如何，對日抗戰勝利這等大事，我還是認為值得一說。只是談這等大事得費多少文字？難怪有人預測，未來可能無人要看小說了，和影像傳播來比，用影像更有效率，只需給我三十秒，我可以用十個以上的鏡頭交待抗戰勝利對大後方人的衝激，有笑容、有哀傷、有眼淚，「漫卷詩書喜欲狂」只需一秒三十就夠了。
在鳳翔那個小縣份，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也佷可觀。大操場上連著三台秦腔大戯，除了原有的司令台外，另在東、西各搭一個臨時的戯台，有三個秦腔劇團同時上演。我和王福成站在大操場中央，不知看那一台才好，王福成似乎比我成熟一些，他帶我去看一輛一輛的騾車，當地人稱為「轎車」，它們停下把騾子缷了，用長凳架在兩根車轅之間，還真像一頂轎子。轎簾多半是垂下來的，轎簾中間挖空，講究點的還鑲上玻璃。王福成特別讓我看由轎簾下伸出的一雙又一雙的小脚，那可都是有錢人家的內眷，只有在這特別的場地，才會一下子有那麼多有錢人的內眷出現，可惜只能看見她們的小脚，只能論足，無法品頭。
我們學校有全鳳翔縣唯一的大禮堂，連演三天夜戯。那三天有兩天是京戯，一天是河南墜子戯，通通是業餘凑成，行頭借自何處不清楚。鳳翔沒有電力，據說縣長也來看戯了，大家都照樣坐在昏暗中，要等到快開演了，才有人匆匆提兩盞「汽燈」掛上。我在寶雞連多幕的換景話劇都看過了，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地「盛大」。
有些同學開始整理行囊，好像就要啟程回家，其實，鐵路東邊通到潼關沒有問題，以後的隴海、平漢鐵路是否通車，一無資訊，倒是「共軍流竄」，「共軍阻礙我接收工作」等新聞接踵而至，同學們逐漸感到勝利的果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甜美。父親是由遙遠的蘭州來信告知我勝利之事，為了養家，父親單獨一人闖蕩甘肅蘭州，總是那方面有熟人才去的，去了是否掙得到養家的錢，信中沒有告訴我，但是我知道，但凡日子過得舒坦些，父親都會寄些小錢過來，那一次以及前兩次來信，都沒有附寄滙票。
八年抗戰在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心上都烙了難以忘懷的傷痕，而對於我，似乎考驗才剛剛開始。學校方面有了讓我們感覺得到的變化，教務長去了西安，一直到我離開未再見他回來。有兩位老師走了，其中教物理的李老師原本就常常缺課，這一下索性不來了，這樣不知過了一個月還是兩個月，發生了「松花江事件」，同學們才知道情況的嚴重性。
「松花江事件」當然是我給 它起的名字。緣由那天下午晚餐時候，饅頭沒有送來，那時我們每天兩個槓子饃，別無其他，喝水，也是喝從井裏打上來的生水，但到時候大家仍會聚在一起，十人圍成一圈，各自坐在小板凳上等待，伙伕抬饅頭過來，每個盆中放十個，由一位同學端回去，大家一塊吃。那天黃昏，大家等了很久饅頭沒抬過來，最先是一兩人去伙房看，後來幾乎全聚在伙房前了，似乎未曾舉火，大家或坐或倚，集聚在麥草堆上等待。天快黑了，不知那位同學開頭，唱了一句：「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接著，大家跟著哼唱，當唱到「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哪，年邁的爹娘！」時，已經有人啜泣，坐在我旁邊的王福成竟也泣不成聲。
天已經全黑了，我不知自己想些什麼，哭了沒有，反正就在一片啜泣聲中我矇矓睡去。有人把我推醒，遞了一個冷饅頭給我，不是平常吃的槓子饃，我半醒半睡地咬了一口，啊！什麼味道？就在這時她出現了！不是她的眼睛是她的聲音：「不能扔！你忘了寶雞吃餿麵的那一大一小嗎？仔細地把饅頭皮剝掉，還是能吃的。」我完全醒了，沒有找到她的影子，但看見手上的饅頭皮上有一層綠色，我翻來覆去地把皮慢慢剝了，吃下去仍然有飽足的感覺，謝謝她！謝謝天。
後來知道，那天晚餐所需的麵粉前一天就沒撥到，學校當局很辛苦地為我們四處調借糧食，借麵粉已經緩不濟急，才臨時找饅頭給我們，學校當局也不容易啊！我吃饅頭之前，先仔細看看外皮，並剝去不潔部份，是那兩、三天養成的。學校當局的苦心，不止表現借饅頭上，為了我們這群形同有家歸不得的學生，接下來的安排更看出對我們的愛護。
不到半個月，位於重慶海棠溪的警官學校，就專門派人到鳳翔縣我們學校裏貼佈告招生，不久，空軍官校也來招生了，我們班上有一位吳姓同學報考空軍官校，居然沒有考上。學校向我們宣佈，凡是考上各類學校的，學校一律發給高中畢業證書，而且是用西安中正中學的名義和大印。
我怎麼辦？我發過誓，誓不當軍人。陝西省當時有兩個大學，一個在西安寶雞中間的鐵路線武功，叫「武功農學院」或「西北農學院」，根本沒有理工學系，另一個在陝南，就是得越過秦嶺，那兒的叫「西北大學」，是真正的大學。不管考那個學校，總得知道人家有些什麼科系？何時報名，何時考試吧！這叫做「資訊」，學校費盡了力氣幫我們找免學費的軍、警學校來招生，卻未提供其他學習資訊。我此刻只是談談而己，學校即使提供了，以我只讀到高三上的程度，也未必考得取。第二次空軍官校來招生的時候，我也報名了，一個小學生亦即兒童的誓言何必當真呢？
第一項身體檢查，就知道自己當不了飛行員。原來我已經有了近視眼，難怪上解析幾何課時，總是看不清楚黑板上的粉筆字，總以為黑板沒有擦乾淨。但他們允許我參加筆試，可能是我們學校的水準真地很差吧，報名了一大堆，只錄取了約五、六人，包括我和王福成在內。負責口試的軍官坐在教育長室裏，空軍制服和陸軍制服不一樣。他告訴我，可以讀空軍機械學校，同樣是報效國家，我只有答應的份，王福成被指定讀空軍通訊學校。
當然我得先回寶雞向爸媽報告此事。
父親已經從蘭州回到了寶雞，臉上似乎還有尚未退盡的風霜。一個孩子年紀長大一些，他的父、母親就會更老一點，此乃簡單的邏輯，只是我去了鳳翔十六個月，父親蒼老了的顯然不止十六個月。父親的第一句話問我：
「你確定知道是讀軍官學校？不是當士兵嗎？」
我解釋我們佈告欄上說的是空軍軍官學校，而且下角上貼了一張報紙上登的招生廣告。父親立刻站起身來，握住我的手說：
「走，我們到社教館門口看報去。」我發現父親握我的那隻左手臂，竟有些顫抖。
報紙上當然沒有空軍招生廣告，廣告不是每天登的，那是十一月，也不是各學校登招生廣告的季節。回家的路上父親沒有說話，如以前一樣，他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著。我和父之間的關係向來如此，他就像個父親那樣，把養我、育我、教我當成他的責任，至於什麼「愛」呀，甚至微弱到「關心」，都不會表現出來。
回到家裏坐下， 他問我想吃什麼，，已經是記憶中的第一次，家裏要吃什麼，總是爸爸說了算數，怎麼會問孩子？不過，他沒等我回答就跟媽說：「吃餃子吧，猪肉韮菜餡的，我們也很久沒吃了。」
然後父子兩人對坐在那兒，我抬頭看了他一眼，發現父親竟然很快地把盯著我的目光移開，我又低下了頭。很久，好像空氣都凝結住了，父親才開口說：
「你舅舅呀----」
我抬起頭，他的話又止住了。幼時心中的爸爸不是這樣的，他和朋友們喝酒聊天，說他當年在太原跟一個法國人學法文，並當場秀給朋友們聽，他很會說故事，也能惹朋友們哈哈大笑。為什麼如今這樣了？難道八年的勞苦奔波真能夠奪走像我爸爸那種氣慨的男子漢志氣？我等了很久，只好接著他的話說：
「我懂，我全懂。要不是舅舅發生不幸，或許我能在西安選個好學校唸，將來定能完成您的願望，讀到大學畢業。」父親認真地聽，而且在點頭，可是他卻把頭偏了過去。我又接著說：「不過現在這樣也好，空軍軍官是不一樣的軍人，我只要好好讀書，將來好好幹，說不定…….」
父親驟然轉回頭面對我，他的臉好紅，眼睛更紅，眼淚噗噗而下，泣不成聲地說：「可是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呀！」
千難捨萬難捨，我還是拜別父母親去空軍報到了。
天下的父母親們都會和子女離開的，父母親們先去，算是老成淍謝，子女們先去就是悲劇。我是獨子，我這一去形同永別，因為我們此後未再見面。他們晚年靠我妹妹，我那麼早離開他們，他們等呀等呀的，我父親等到七十八歲，母親八十歲，我真希望他們相信台灣只有香蕉皮吃，他們的兒子早就死了。以免他們年紀越大，越為思念，思念那生死未卜的兒子而難以入睡。
對父、母親的罪惡感，是千江水，萬條河也洗不去的。我必須忍著昏花老眼的不便，把瑪拉寇斯的事跟你說明白，就算是我贖罪的方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