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烙印我的烙印

我们有一位同学姓阮，个子小小瘦瘦，两只眼角明显下垂，不知他是那一班的，只是每天两次吃杠子馍时才会出现。另一个他肯定会出现的时机是下雨的时候，雨越大他的声音也越大，原来他会疯狂地在校园中狂奔，并告诉大家：
「下儒了！下儒了！」
人家告诉我阮同学的故事。他是湖北人，湖北人把「雨」字读为「儒」音。他老家在湖北省长江沿岸的某县，有一天下了大雨，随即大水涨进家屋，随即家、村子、一望无际的土地都没有了。他飘了出来，漂到一棵老树梢上，他抓紧树枝，不记得撑了多久，大概到了几乎没有知觉的时候，才被救了下来。这个伤痕不知何时才能愈合，他不断在校园中狂奔叫「下儒了，下儒了」，白天晚上都如此。得麻烦请队长们出来，强迫他到空的房间去，他关在里面，仍然在叫：「下儒了！下儒了！」
那天，我是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中旬某日，我们正在课室里上课，远远又听见「下儒了！下儒了！」的叫声，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外面在下雨了。而惊叫声慢慢近了，听来不像是「下儒了」，更近一点，有一位同学满脸错愕地回头问我：「是胜利了？」呼叫的声音已经到了教室门口，那人推开门，向正在上课的姜老师和大家喊着：「胜利了！」
无论如何，对日抗战胜利这等大事，我还是认为值得一说。只是谈这等大事得费多少文字？难怪有人预测，未来可能无人要看小说了，和影像传播来比，用影像更有效率，只需给我三十秒，我可以用十个以上的镜头交待抗战胜利对大后方人的冲激，有笑容、有哀伤、有眼泪，「漫卷诗书喜欲狂」只需一秒三十就够了。
在凤翔那个小县份，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也佷可观。大操场上连着三台秦腔大戏，除了原有的司令台外，另在东、西各搭一个临时的戏台，有三个秦腔剧团同时上演。我和王福成站在大操场中央，不知看那一台才好，王福成似乎比我成熟一些，他带我去看一辆一辆的骡车，当地人称为「轿车」，它们停下把骡子缷了，用长凳架在两根车辕之间，还真像一顶轿子。轿帘多半是垂下来的，轿帘中间挖空，讲究点的还镶上玻璃。王福成特别让我看由轿帘下伸出的一双又一双的小脚，那可都是有钱人家的内眷，只有在这特别的场地，才会一下子有那么多有钱人的内眷出现，可惜只能看见她们的小脚，只能论足，无法品头。
我们学校有全凤翔县唯一的大礼堂，连演三天夜戏。那三天有两天是京戏，一天是河南坠子戏，通通是业余凑成，行头借自何处不清楚。凤翔没有电力，据说县长也来看戏了，大家都照样坐在昏暗中，要等到快开演了，才有人匆匆提两盏「汽灯」挂上。我在宝鸡连多幕的换景话剧都看过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地「盛大」。
有些同学开始整理行囊，好像就要启程回家，其实，铁路东边通到潼关没有问题，以后的陇海、平汉铁路是否通车，一无信息，倒是「共军流窜」，「共军阻碍我接收工作」等新闻接踵而至，同学们逐渐感到胜利的果实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甜美。父亲是由遥远的兰州来信告知我胜利之事，为了养家，父亲单独一人闯荡甘肃兰州，总是那方面有熟人才去的，去了是否挣得到养家的钱，信中没有告诉我，但是我知道，但凡日子过得舒坦些，父亲都会寄些小钱过来，那一次以及前两次来信，都没有附寄汇票。
八年抗战在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心上都烙了难以忘怀的伤痕，而对于我，似乎考验才刚刚开始。学校方面有了让我们感觉得到的变化，教务长去了西安，一直到我离开未再见他回来。有两位老师走了，其中教物理的李老师原本就常常缺课，这一下索性不来了，这样不知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发生了「松花江事件」，同学们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
「松花江事件」当然是我给 它起的名字。缘由那天下午晚餐时候，馒头没有送来，那时我们每天两个杠子馍，别无其它，喝水，也是喝从井里打上来的生水，但到时候大家仍会聚在一起，十人围成一圈，各自坐在小板凳上等待，伙夫抬馒头过来，每个盆中放十个，由一位同学端回去，大家一块吃。那天黄昏，大家等了很久馒头没抬过来，最先是一两人去伙房看，后来几乎全聚在伙房前了，似乎未曾举火，大家或坐或倚，集聚在麦草堆上等待。天快黑了，不知那位同学开头，唱了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接着，大家跟着哼唱，当唱到「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哪，年迈的爹娘！」时，已经有人啜泣，坐在我旁边的王福成竟也泣不成声。
天已经全黑了，我不知自己想些什么，哭了没有，反正就在一片啜泣声中我蒙眬睡去。有人把我推醒，递了一个冷馒头给我，不是平常吃的杠子馍，我半醒半睡地咬了一口，啊！什么味道？就在这时她出现了！不是她的眼睛是她的声音：「不能扔！你忘了宝鸡吃馊面的那一大一小吗？仔细地把馒头皮剥掉，还是能吃的。」我完全醒了，没有找到她的影子，但看见手上的馒头皮上有一层绿色，我翻来覆去地把皮慢慢剥了，吃下去仍然有饱足的感觉，谢谢她！谢谢天。
后来知道，那天晚餐所需的面粉前一天就没拨到，学校当局很辛苦地为我们四处调借粮食，借面粉已经缓不济急，才临时找馒头给我们，学校当局也不容易啊！我吃馒头之前，先仔细看看外皮，并剥去不洁部份，是那两、三天养成的。学校当局的苦心，不止表现借馒头上，为了我们这群形同有家归不得的学生，接下来的安排更看出对我们的爱护。
不到半个月，位于重庆海棠溪的警官学校，就专门派人到凤翔县我们学校里贴布告招生，不久，空军官校也来招生了，我们班上有一位吴姓同学报考空军官校，居然没有考上。学校向我们宣布，凡是考上各类学校的，学校一律发给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用西安中正中学的名义和大印。
我怎么办？我发过誓，誓不当军人。陕西省当时有两个大学，一个在西安宝鸡中间的铁路线武功，叫「武功农学院」或「西北农学院」，根本没有理工学系，另一个在陕南，就是得越过秦岭，那儿的叫「西北大学」，是真正的大学。不管考那个学校，总得知道人家有些什么科系？何时报名，何时考试吧！这叫做「信息」，学校费尽了力气帮我们找免学费的军、警学校来招生，却未提供其它学习信息。我此刻只是谈谈而己，学校即使提供了，以我只读到高三上的程度，也未必考得取。第二次空军官校来招生的时候，我也报名了，一个小学生亦即儿童的誓言何必当真呢？
第一项身体检查，就知道自己当不了飞行员。原来我已经有了近视眼，难怪上解析几何课时，总是看不清楚黑板上的粉笔字，总以为黑板没有擦干净。但他们允许我参加笔试，可能是我们学校的水平真地很差吧，报名了一大堆，只录取了约五、六人，包括我和王福成在内。负责口试的军官坐在教育长室里，空军制服和陆军制服不一样。他告诉我，可以读空军机械学校，同样是报效国家，我只有答应的份，王福成被指定读空军通讯学校。
当然我得先回宝鸡向爸妈报告此事。
父亲已经从兰州回到了宝鸡，脸上似乎还有尚未退尽的风霜。一个孩子年纪长大一些，他的父、母亲就会更老一点，此乃简单的逻辑，只是我去了凤翔十六个月，父亲苍老了的显然不止十六个月。父亲的第一句话问我：
「你确定知道是读军官学校？不是当士兵吗？」
我解释我们布告栏上说的是空军军官学校，而且下角上贴了一张报纸上登的招生广告。父亲立刻站起身来，握住我的手说：
「走，我们到社教馆门口看报去。」我发现父亲握我的那只左手臂，竟有些颤抖。
报纸上当然没有空军招生广告，广告不是每天登的，那是十一月，也不是各学校登招生广告的季节。回家的路上父亲没有说话，如以前一样，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和父之间的关系向来如此，他就像个父亲那样，把养我、育我、教我当成他的责任，至于什么「爱」呀，甚至微弱到「关心」，都不会表现出来。
回到家里坐下， 他问我想吃什么，，已经是记忆中的第一次，家里要吃什么，总是爸爸说了算数，怎么会问孩子？不过，他没等我回答就跟妈说：「吃饺子吧，猪肉韮菜馅的，我们也很久没吃了。」
然后父子两人对坐在那儿，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父亲竟然很快地把盯着我的目光移开，我又低下了头。很久，好像空气都凝结住了，父亲才开口说：
「你舅舅呀----」
我抬起头，他的话又止住了。幼时心中的爸爸不是这样的，他和朋友们喝酒聊天，说他当年在太原跟一个法国人学法文，并当场秀给朋友们听，他很会说故事，也能惹朋友们哈哈大笑。为什么如今这样了？难道八年的劳苦奔波真能够夺走像我爸爸那种气慨的男子汉志气？我等了很久，只好接着他的话说：
「我懂，我全懂。要不是舅舅发生不幸，或许我能在西安选个好学校念，将来定能完成您的愿望，读到大学毕业。」父亲认真地听，而且在点头，可是他却把头偏了过去。我又接着说：「不过现在这样也好，空军军官是不一样的军人，我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好干，说不定…….」
父亲骤然转回头面对我，他的脸好红，眼睛更红，眼泪噗噗而下，泣不成声地说：「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千难舍万难舍，我还是拜别父母亲去空军报到了。
天下的父母亲们都会和子女离开的，父母亲们先去，算是老成淍谢，子女们先去就是悲剧。我是独子，我这一去形同永别，因为我们此后未再见面。他们晚年靠我妹妹，我那么早离开他们，他们等呀等呀的，我父亲等到七十八岁，母亲八十岁，我真希望他们相信台湾只有香蕉皮吃，他们的儿子早就死了。以免他们年纪越大，越为思念，思念那生死未卜的儿子而难以入睡。
对父、母亲的罪恶感，是千江水，万条河也洗不去的。我必须忍着昏花老眼的不便，把玛拉寇斯的事跟你说明白，就算是我赎罪的方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