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想要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幾乎是不可能的。大環境如同巨流,不僅僅是年輕人,即使像我父親那樣的成年、中年人,也都只能在巨流中翻滾,巨流裏滿是漩渦,被漩渦捲著,我最後還是成了職業軍人。僅僅一年以前,我還允諾趙雙檜成為工程師報效國家的!
我和王福成一塊由西安乘軍用飛機到重慶九龍坡機場,又領了路費到銅梁縣舊市埧入伍,凡是那一時期進入空軍學校的,都在這兒受過洗禮。重慶附近大都是丘陵地形,凡是有一塊較大平地的都叫「埧子」,常常成為鄉鎮或市場。舊市埧亦如此,中間的平地做為操場,圍著平地幾幢具四川特色的四合院,分別進駐每一「隊」,只有第七、第八兩隊是在操場西邊的草屋建築裏。不知怎樣,我們政府總是捨不得蓋像樣一點的房子給軍人住,不是徵用民宅,就是搭草頂的臨時建築。
我們的正式稱號是:「空軍入伍生總隊」,最高領導是「總隊長」,總隊長後來還到了台灣。每一隊有「中隊長」,我是機械第九期,在第七中隊,王福成被編入另一中隊,到成都以後,聽通信學校的同學輾轉通知,知道王福成病死,算是不幸而早夭,他絕對是個滿腔熱血的陝西漢子。我們的入伍生總隊分駐在各營房,沒有正式的大門,且,有一條大約可容一輛大卡車通過的路跨越營區。當年規畫舊市埧營區的人,在由銅梁縣進入舊市埧的營區範圍前豎立了兩根柱子,分別刻著:
民族復興路
空官第一關
同學們紛紛立在柱前拍照留念。很顯然這十個字有兩種意義,第一,要想成為空軍男兒,此處是第一個考驗,結訓完畢時,還有不幸被淘汰的同學。第二,想要讓我們中華民族復興,必先要發展空軍,沒有空軍,國家怎能不被欺凌?八年抗戰時,日本飛機可以轟炸我們重慶,西安,寶雞和其他各大城市,我們幾曾轟炸過日本的東京,大阪?然則,把國家這樣重大的基礎建設,竟然如是簡陋的規畫。或許他們會說,回到杭州筧橋才是我們真正的培育空軍基地,這兒,只能說是「逃難」罷了,也算對。
在我們操場的南邊有一條小溪,下午出操完畢,便脫個淨光跳入小溪中洗澡。小溪再過去,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巴山了,「巴山夜雨漲秋池」應即指此山,山,就在我們眼前。我們常常在隊長的率領下,沿著曲曲長長的石階登上山去,沿途路旁有不少水池呈灰白色,去的次數多了,我知道裏面浸泡的是竹子,待竹子被石灰等化學物質浸透,浸軟,讓竹子的纖維分離出來,便可以用為造紙原料,造成的紙叫做「火紙」,乃吸水煙袋不可少的。用火紙搓成的紙捲,自燃很慢,用嘴輕輕一吹,便成火焰,等於現在的「打火機」。五十歲以後,我也抽煙斗,煙絲,在買到可扭轉式的打火機以前,常常想到四川的火紙,火紙可以從各角度點煙斗,且沒有火柴剛剛畫燃時的磷味兒。
我們登山時,常常看見從山頂下來的挑夫,這是川、云、貴一帶特有的行業,他們頭頂盤著白頭巾,穿藍布大掛,前擺掀起來別在腰間的寬布腰帶間,足下跟我們一樣穿著草鞋。他們用一條看來軟軟有彈性的竹製扁擔,兩端挑著體積很大,不是很重的火紙下山。扁擔會隨著下山的脚步一閃一閃地,想來,這是一個積累經驗而成的節省力氣的方法。
不知道多少年後,我看了豐子愷(1898-1975)的一幅水墨漫畫,畫中簡潔的一階一階重慶式的丘陵石徑,只有一位挑夫,彷彿也是挑著類似火紙那樣體積很大的重物,挑夫抓獨地行走在寂寞古道中,畫紙上題了七個字:
一肩挑盡古今愁
我曾經對那幅畫凝視了很久,此事應是發生在台灣,且是到了台灣多年以後,又是大陸探親開放多年以前,那畫,竟然觸動了我的鄉愁,想到了舊市垻,又想到了寶雞鳳翔,還想到了離別父親時,父親的眼淚。
入伍訓練的內容乏善可陳。約為三、四個月後,民國三十五年年初,我再次遇見了她,你為什麼還要問她是誰?我不是說過我已經和她見過三次面了嗎?我和同學張春翔一同被選為我們隊上的「中山室委員」,任務是領了公費到銅梁縣城去採購文康書報,那得走很遠的路,中午用誤餐費吃飯,晚餐前趕回隊部。張春翔也很有趣,他父親在重慶青木關音樂學院附近開一家雜貨店,學生和老師們是他父親的基本客戶,且,他自己也決定民國三十三年高中畢業後要考音樂學院的,沒想到三十三年初就被炸了,日本飛機主要目標是音樂學院,沒想到炸偏了,整個鋪子遭殃。他乃考了空軍,想必是要駕飛機到日本把冤仇報回來,大約和我一樣身體檢查沒有通過才改學機械的。他從空軍機校畢業後分發上海江灣機場,到台灣不久就申請退役,約為民國五十九年,張春翔已經是三重一家農具生產工廠的老闆,此是後話。
那時,我們一塊走路到銅梁,他仍一口四川鄉音,也很直率。有自行車從我們身邊輢過,他會一直盯著車子看,一直到車子轉了彎不見踪影,他才用四川鄉音讚嘆說:「洋馬兒跑地好快哦!」羡慕之情溢於言表。張春翔很隨和,買什麼書都由我說了算,錢有限,也沒買到什麼像樣的書,倒是報紙,說是要給隊上訂一份日報。那時好像有大公報,中央日報等,但我一眼就看中了頭版上登著一幅陌生照片的「新華日報」,照片上的是毛澤東,張春翔說訂這個報紙不好吧?我說可以啦。我們就訂了一份,後來知道那是在大後方唯一的共產黨機關報。想來當時毛澤東正在重慶和蔣委員長討論中國戰後的重建問題吧,或者更正確地說,他們是在討論如何分贓的問題才對。做為勝利國,敵人除了掃地回他們自己老窩之外,留下來的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國民政府對這事有一個專門用語:「接收」,負責這種工作的人稱為:「接收大員」,個個都是肥缺。老共那方面怎麼稱呼不得而知。
從銅梁回來的路顯得比去時遠多了,我們找到路邊一處小山坡上,斜躺著晒太陽,重慶冬日的陽光真舒服,自小生活在北方的我,幾乎要被那可愛的陽光薰醉了。就在矇矓的片刻,她飄然出現,她長大了些,可她的雙眫仍有童稚的純真,她對我露齒而笑地說:
「那人,你喜歡嗎?」
我們之間似乎有那種被稱為「靈犀」的默契,我立即知道她問的是什麼人,因而立即回答說:「我喜歡,一看就喜歡了。他慈悲寬厚,他會愛護我們的人民,把大人小孩帶到天天過年的美好世界去。」
「你說對了!」她又飄然而去。(本文摘自「瑪拉寇斯」書第十章:重慶銅梁舊市埧)